人世间(5)_梁晓声

五

　　仅仅两天，同志们就发现不对劲儿了，因为“代表”们不分白天晚上，经常男女成对地反锁了房门鬼混。“虎”们和“鹰”们之间的性关系是混乱的，简直可以说混乱不堪。性事是他们与她们之间保持亲密关系的纽带，也是顶级享乐。男女双方不但认可那种混乱的性关系，还特别看好那种混乱的性关系，觉得有利于增强团结。他们从不会因为性事反目，一致的态度是那根本不值得。不论“虎”们还是“鹰”们，都根本不担心性事后果。当年避孕套不是一般人所能搞得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见过避孕药是怎样的一种药。他们不缺那些东西，到药店里去“取”避孕套对于他们易如囊中取物。当年避孕药是特供给十三级（包括十三级）以上高干的，起码在A市是这样。“鹰”中有两三个竟是那等级别的干部的女儿，她们知道在高干人家那种药一般放在哪儿。有一次“虎”“鹰”联手不但偷光了那种药，还将预先准备好的类似药片放入原瓶，而原瓶该放在哪儿仍放在哪儿……

　　市公安局接到县招待所的报告，于一个深夜将“九虎十三鹰”一网打尽。那在当年的A市也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了。不久按照阶级成分政策区别对待，该严判的严判，该从轻发落的从轻发落。

　　涂志强是被判得最轻的。因为他是有家可归的小青年，陷得并不深。母亲在他几岁时病故了，他由父亲拉扯大，其父是木材加工厂电锯车间的老锯手。该厂在另一个区，他父亲得跨区上班，五十多岁了，终日来回奔波，身体不支。他上中学后，父亲就经常住在厂里，往往星期日才回家一次。他是独子，既失母爱，亦少父爱，形成了孤僻内向、寡言少语的性格。按政策，独子是可以留城的，父亲却巴不得他也早一天“上山下乡”去，因为那老工人想续老伴。儿子走了，自己的愿望更易于实现。既然家长巴不得儿子早日“上山下乡”去，街道干部们当然便将涂志强视为赖在城市里的坏典型啰。他猜准了父亲的打算，不禁满腹怨恼，父子由此形同路人。

　　但这世上最对得起他的，其实还是父亲。涂志强成了罪犯没几天，父亲死在厂里了。他是在电锯破碎飞起之际为了保护工友而死的，被追认为烈士，市报发表了号召人们学习的长篇报道。厂里的干部职工联名给市里写信，要求批准保释。也有不少市民给有关方面写信，表达同样的心愿。

　　结果，涂志强仅被劳教了三个月，之后居然得以接他父亲的班，成了木材加工厂的一名青年工人。他还免了学徒期，直接挣一级工的工资。

　　这不就是坏事变好事了吗？

　　孰料他又成了杀人犯，即将被枪毙了！

　　没谁知道他为什么杀人，公安局也没审出较复杂的原因。

　　他反复所说的口供仅以下几句：“我喝醉了，他也喝醉了。他先骂我，我们打了起来。他掏出了刀，我夺过了刀。一命抵一命，我偿命好了。”

　　他那英雄父亲的光荣事迹以及他的“红五类”出身加在一起，也不可能使他免于一死了，何况他有前科。

　　但他成为杀人犯是另有原因的，他没如实交代。

　　在当年的A市，并非每次处决死刑犯都必游街示众。一次处决七名之多时，则照例要游街示众，以显示威慑力。罪犯属于哪一区哪一单位，那一区那一单位便有义务出动一些人，配合着沿途呼喊口号，维持行刑现场的秩序。一次处决七名死刑犯，不但沿途随观的人多，行刑现场那儿，也早有成百上千的人等着看了。

　　监狱的铁门外已围着不少人。他们可不是被组织到那儿去的，而是些本市最爱看那种特殊场面的人。基本上每人一辆自行车，没骑自行车的人，也是别人用自行车载来的。他们将骑行于载死刑犯的卡车两侧，一直跟到行刑现场，为的是看得自始至终，没错过任何细节。

　　当死刑犯们走出铁门，依次上卡车时，有一名公安干部拦住了涂志强，转身对同事说：“该讲的人道主义还得讲，找顶帽子给他戴上。”

　　那种情况之下，临时很难找到一顶帽子。被吩咐找顶帽子的公安人员愣了愣，居然从自己头上取下了警帽。

　　发话的公安干部火了：“胡闹！他怎么可以戴你的警帽？”

　　是下级的公安人员赶紧往下取警帽上的红星。

　　大小是个官的公安干部更火了：“那也不行！早干什么来着？我不说就等于你们没看见吗？他戴过了你还怎么戴？再说你就不冷吗？”

　　昨天下了一场大雪。正是数九寒天的日子，用东北人的话，雪后的那一天冷得嘎嘎的，啐唾成冰。

　　“等我回来再发车！”——大小是个官的公安干部转身欲走。

　　围观者中忽然有人说：“我的帽子可以吗？”

　　那公安干部循声望去，见是个脸小个子也小的三十来岁的男人，已用长围巾上下包住了耳朵护住了脸颊，手托的是顶崭新的羊剪绒的皮帽，A市人叫那种帽子为“坦克帽”。

　　公安人员毫无表情地问：“舍得？”

　　小个子男人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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