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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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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重大节日或者是有重要的人物来到苏州,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都要被集中起来训话,要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集中训话的地点就在许家大门前那座当年还没有拆掉的照壁墙下面。许达伟当然也得去,这是阶级斗争,林阿五是帮不了忙的。他必须去和那些曾经当过强盗,做过小偷,做过官僚和特务的人坐在一起,听训。过路的人都要停下来看看,好像是看什么稀有动物似的。亮亮和明明不敢看又想看,常在远处的桥头上转来转去,看着爸爸在那里弓坐着,低着头。这时候他们又不敢回家,回到家里又会见到妈妈流眼泪。特别是在重大的节日里,要防止五类分子搞破坏,便把他们集中起来劳动,到城外去修路,抬石头。路远,天黑难归。柳梅不放心,亮亮和明明也不放心,两个孩子循着一条老路去接爸爸,在城门口搀住了疲惫不堪的许达伟。父子仁手搀着手,三双含泪的眼睛看着长街节日的灯火,听着四处欢乐的锣鼓声。亮亮和明明的童年都不是金色的。 来了,这一次真的是报喜的锣鼓来了;亮亮和明明一直迎到备弄里,从黑暗处把报喜队引到自家的大门口。这一帮报喜队是来自两个单位,一个是柳梅的学校,一个是大院子里的前远五金零件厂;一个报的是柳梅,一个报的是许达伟。两帮人马,两套锣鼓,就显得更加热闹点。这和贴勒令、抄家不同了,虽然差不多还是那些人,但却显得热情、客气。大家都是同志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人之初,性本善”,人在此时此刻却产生了一种同情的心理,觉得这些人突然被赶到农村里去,实在有点可怜。 喜报像一道消灾的符咒,喜报向门上一贴,人们就敢来走动了。许达伟和柳梅平时的人缘都很好,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做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当他们要离开这个世代居住的老窝时,亲友、邻里都来慰问、告别。来的人还要送点儿东西,大多是些肥皂、蜡烛、马灯,以及一些防风御寒的物品。农村里没有电,风大,天冷。其中有些人甚至还说一些道歉的话:“过去有一些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请不要放在心上,那也是形势所迫,这你也了解的。” “哪里的话,事情都过去了,谁还去放在心上呢,再说,你那时也是不得已。” “对对,到底是读书人,通情达理。今后虽然不做邻居了,还是可以常来常往,回到苏州来要是没有地方住,那就住在我家里。” “谢谢,不客气。” 亮亮明明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和爸爸讲话,觉得爸爸在一夜之间连升了三级,他们这一家终于和所有的人家都平等了,而且还是读书人,通情达理。 许达伟也好像有一种苏醒的感觉,好像是从隆冬进入了暮春,突然脱掉了沉重的棉衣,人变得轻巧了,精神也爽朗了一点。他终于可以从这个许家大院里逃出去了,从这个蜗牛壳里脱出去了。多少年来,这黑压压的大房子就像一座大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得许达伟抬不起头,透不出气。他认为自己这半辈子的不幸都是这一座大房子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是这一座大房子引起的,各种见得人和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在这座大房子里发生的,房子可避风雨,却也是罪恶的渊薮。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吧,到那里去造茅屋三间,与世无争,与人无涉。茅屋虽然能为秋风所破,却也比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好得多。 柳梅却紧张万状,慌乱无主。要搬走一个住了将近二十年的家,简直不知道从何下手。她记得许达伟当年曾经诅咒过许家大院,把那些黑压压的大房子比作鸟笼,认为住在里面的人都是失去自由的鸟儿,不能远走高飞。现在,柳梅倒真的希望住宅就是一个鸟笼,她可以像养鸟人那样拎着笼子到海滩上去遛遛。她们总共占有六间厢房,厢房的面积小,加起来还比三间上房小一点,可这六间小房子里都不是空的,有箱笼橱柜,台凳桌椅,锅瓢碗盏,蚊帐棉被,煤炉畚箕……许多东西看起来可有可无,要用到却又是少不了的。上面规定,所有的下放户要在七天之内离开苏州,说是为了备战,真像是苏联的坦克师已经越过了国境,美国的第七舰队已经到了长江口。 老年人私下里在传播,说这一次苏州下放了上万户,比当年的“洪武赶杀”还要多。洪武是明朝的开国年号,开国的皇帝朱元璋,人称朱洪武。朱洪武攻下了南京之后,就是攻不下苏州,苏州人富可敌国,全力支持农民的领袖张士诚死守苏州。朱元璋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才攻下了苏州。苏州陷落后朱洪武大怒,命令把苏州城里的危险分子统统赶到苏北去,不肯走的就杀头。人称“洪武赶杀”。 明朝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现在的人当然要文明些,不肯下放的也不至于杀头,只是进行车轮大战,打通你。大棒之后还有胡萝卜,除掉把黑袖章换成大红花之外,还有实质性的优惠,有困难可以补助,下去以后还有建房子的经费,如果有人梦想着拥有自己的房子的话,这种梦想可以到海滩上去实现。搬家的期限紧,帮忙的人也多,单位里派人来帮着打包、装箱,而且负责送到轮船码头,直到轮船拉响第一声汽笛。 林阿五从厂里抽调了六个人,加上柳梅学校里派来的四个人,十个人拿来了纸箱、藤箱、木板箱和大捆的草绳,只要柳梅吩咐,他们就会将物件分门别类捆扎得好好的。 亮亮和明明也在那里奔来奔去:“叔叔,那是我的蟋蟀盆,不能打碎。” 叔叔们就用碎纸条把盆填满,再用旧棉花捆扎,放在木箱的角落里。 那些帮忙的人也带来了坏消息,说是有的人已经到下放的地方去察看过了,那里的情形和报纸上所说的大大两样,那里土地不是黄沙就是盐碱,天寒地冻,风像刀子刮脸;乡下什么也买不到,上一趟小街要跑十多里。小街上根本就找不到一爿酱园店,酱油和黄酒都没有,供销社里只有盐;臭鱼烂虾倒不少,鸡和鸡蛋也便宜。 柳梅一听更慌了,油酒酱醋不全,别人还不打紧,婆婆是不能活的。费亭美的日常生活虽然不如从前考究,可是每天还得喝二两黄酒,欢喜吃油泡虾和红烧肉,早晨还要吃一点玫瑰红乳腐。要买一点带走,让老太太的生活习惯慢慢地适应,慢慢地改变。 柳梅开了一张购物的清单,又交给我八十块钱:“小弟,这事只能麻烦你了,你找一个能帮忙的人,到街上去替我们买点东西,单子上有的你就买,单子上没有的,你认为是需要的也可以买一些。我现在头也昏了,许多东西都想不起来,你看着办吧。” 我骑着自行车满城转,那时候买东西本来就很难,再加上上万人同时下放,那适合于农村的日用品早就卖得空空的。 我骑着车子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又一次把我熟悉的城市作一番巡礼。 苏州的大街上买卖繁忙,最忙的却又是那些平时无人问津的旧货店和估衣铺。那些在苏州住了几辈子、几十年的人家,一旦要举家下放,拔根搬迁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带不走,或者是在农村里用不着的东西。那些沉重、庞大的红木家具搬不动也运不走,即使能运到农村里又放在哪里?那些轻软挺刮的丝绸呢绒服装,又怎能抵御农村里的泥泞和风雪?卖掉,换点钱去买些棉袄、棉裤和高筒胶靴之类的东西。千家万户都去卖,那估衣铺和旧货店就招架不住了,他买下来以后又卖给谁,哪有这么多的资金来收购?于是,有的压价,有的拒收,特别是那些绫罗缎匹,简直是一钱不值,连废品收购站也不收,因为绸缎还不如破布,是不能回炉的。有个老太太站在估衣店的门口掉眼泪,她卖掉了一件黑缎、银狐皮滚边的大氅,换来的只是一件半旧不新的棉上装。估衣铺里的老营业员见了也叹气,他们可以想象,老太太年轻时穿着这件大氅是何等的风流,说不定还有照片刊登在周瘦鹃创办的《礼拜六》上面。如今,她要这件大氅做啥呢,穿着棉布的上装还能在寒风中走向田头,穿着这件黑缎、银狐皮滚边的大氅立在田头上,贫下中农见了会认为她是在装神弄鬼。 营业员劝那位老太了:“别难过啦,老太,我们所以把它收下来,也是看着你可怜。你说我们把这件大氅收下来又能卖给谁?除非是卖给唱戏的,现在都唱样板戏了,用不着这种东西。” 旧货店只开半边门,半边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店不收红木家具”。因为当时的红木只有两种用途,一是做二胡,一是做算盘,多收了也没有地方堆。幸亏苏州郊区的农民闻风而至,他们摇了小船来,停在城门口,专收红木家具。农民最向往的就是家里有一张红木大床和八仙桌,因为当年的地主家里都有这种东西,他们当年是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好了,摇一只小船到城里来捡便宜。不能说他们是趁火打劫,亏得是农民兄弟帮了忙,至今还能把许多古典的红木家具保存下来,没有变成算盘珠和红木片。 油酒酱醋买回来了,小甏的红乳腐也买回来了,我还买到了两顶海虎绒的风帽,是我送给亮亮和明明的。这种帽子又称老头帽或狗头帽,在严寒中可以向下一拉,把整个的头颅都包在里面,外面只看见两只眼睛和一张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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