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窝(100)_陆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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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回　祸兮福兮　　阿妹把褚芳的话告诉了我们，我听了有点半信半疑，人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往往希望有奇迹出现。那位司令员也不知道是谁，他的话难道会像最高指示那么灵验？可我还是宁可信其有，人总是靠着希望过活的。　　中国确实是一个会出奇迹的国家，阿妹的话果然不是假的，尤金那小子倒大霉了，虽然没有被枪毙，却被从写作班子里赶了出去。俗话说墙倒众人推，更何况他有那么多的对立面，与他共过事的人都希望把他一棍子打死，因为害怕自己说过的话，又被尤金记进了他那个小本本里，到时候来个反戈一击，把你打得屁滚尿流。写作班子里的人不肯轻易地饶过尤金，天天开会批判他，说他所有的文章都是捏造事实，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同时查他的祖宗三代，说他的母亲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嫁的，他的生父是日军大检问所里的翻译官，是个汉奸，出于阶级本性，他对党和人民怀有刻骨的仇恨。这些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当年所有的批判都是判批，是判决了以后才批的，这时候真的也是假的，假的也是真的。尤金的判决是“枪毙”，能说会道，列举事实等等都是无济于事的。　　既然尤金所有的文章都是诬陷，那篇《抓住了一个大特务！！！》当然也就不是真的。王先生被放出来了，是在一个黑夜里被人蒙上了眼睛送到许家大院的大门口。他被折磨得十分虚弱，走几步路就要喘气，可是当他一进了那长长的备弄时，心就渐渐地安定了。这虽然是一条黑暗而曲折的路，但却是一条回家的路，即使门外有雷电风雨，踏上了归途也就离家不远，再走几步就可以回到那温暖的小窝；即使在这里昏迷倒下，每一个走过的人都认识他，都会把他送回家。此种想法给了王知一最后的一点力气，使他能够支撑着爬上了自家的楼梯；就像受了伤的鸟儿也是挣扎着飞回来那样，最后死在自己的窝巢里。　　王先生回来的消息，首先是朱益老头传出来的。他在当天的晚上，忽然听到楼上有凳子倒地的轰隆声和王师母的尖叫声音。他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奔到楼上一看，竟然是王知一回来了，王师母当时惊叫着从床上爬起来，慌忙中碰倒了板凳。　　没有等到天亮，朱老头就到许达伟家和我们这里来报喜讯：“王先生回来了！” 　　我和张南奎、许达伟、柳梅、阿妹、朱品都川流不息地拥到了王先生的房间里，围着王先生问长问短，忙这忙那，最主要的是问他都受了哪些折磨，伤在哪里。　　王先生不讲他受刑的情况，只是苦笑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王师母却忍不住要说了：“真是遍体鳞伤啊，浑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些人和畜生差不多，不是娘养的。”从来不说脏话的王师母也忍不住要骂人了。　　张南奎也气愤：“现在我也要反对孔孟之道了，‘人之初，性本善’是错误的。人之初性本恶！他们对同类相互残杀，竟然把打人作为一种乐趣。” 　　许达伟又有见解了：“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人的变化是由教育来决定的。” 　　王先生竟然也点头：“是的，那些打人的人接受了一种教育：对敌人要冷酷无情。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敌人，都是些反革命分子，是恶棍、是魔鬼、是带着瘟疫的过街老鼠，打几下有什么了不起，最好是要彻底地消灭！像希特勒消灭犹太人似的。何况打人和吸毒一样，多打了也会上瘾。那些晚上值班看守的人，到半夜里要打磕睡了，就把我们这些人拉出来毒打一顿，提提精神。” 　　我听了不禁毛骨悚然。说起来苏州人还是软绵绵的，尚且把打人作为一种乐趣，如果我不从那个山城里逃出来的话，说不定要被那些“天不怕”的人挖出心肝来炒韭菜呢！　　朱益老头懂得三教九流，他家里有伤药，是装在一个朱红色的葫芦里。据他说此药比云南的白药还要灵验，是专治内伤的。他打开药葫芦，取出十几粒，调在半杯黄酒里，给王先生服了下去。说是眼下以后出一身臭汗，身上青的地方更青，紫的地方更紫，紫得发黑就证明药已生效，内伤都发出来了。　　费亭美虽然不问世事已久，听说王先生受了酷刑，身体虚弱，便不糊火柴盒了，把柳梅叫到自己的身边说：“你到大橱顶上去把一只小藤箱取下，让我找一样东西。不知道还在不在了，我也记不清到底是放在哪里……”费亭美到底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人老了话就长，要是在年轻时她只会说一句话：“替我把大橱顶上的小藤箱取下来。” 　　柳梅踏在方凳子上，取下了那个积满了灰尘的小藤箱。这藤箱可有年代了，还是当年许春葳外出求学时用的，那时的书箱都是藤器或竹器，读书人不背书包叫负笈。　　费亭美打开那个小藤箱，呆呆地看着，她好像不是急于去寻找什么东西，而是在那里寻找失去的记忆。这种记忆到底是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只看见费亭美先是愣着，过了半晌才伸出那双枯瘦的手，一只手揿住箱子，一只手在箱子里翻弄着，在箱子的角落里寻出一根用丝绵纸包着的人参，这根人参的参须没有了，却有拇指那么粗细。费亭美拿在手里对柳梅说：“这是一枝老山参，它比金子还要贵，当年是老太爷留下来的，说是能使虚弱的人强壮起来，能使快断气的人多活几天。去年抄家的时候，红卫兵不识，以为是晒干了的胡萝卜，把它摔在墙角里，这也可能是王先生的福气吧。拿去，给王先生用了吧，他是你公公唯一的至友，希望他能长寿。他不像我们，他还要写书。我们这些人嘛，活着和不活都是一样的。” 　　朱益老头见到了这枝老山参，眼珠子都突出来了：“不得了，这参是可以起死回生的！快把它蒸了，分几次眼下去。” 　　王先生吃了朱益的伤药，又服用了一枝老山参，身体确实复原得很快，可以上上下下地爬楼梯了。　　夏海连夫妇也回来了，没有几天却又被他的一个老部下接过去。他那位老部下接管了一座疗养院，请他们夫妻俩去治病、疗养、休息。打过仗的人一旦还个清白，关系网仍然是四通八达的。　　那汪永富不敢再嚣张了，他不仅是被我们抓住了辫子：在外面好像也没有了市面，冲冲杀杀的人已经不大需要了，鸟尽弓藏也是理所当然。汪永富好像也有自知之明，不大出去活动了，整天粘着个陶伶娣。陶伶娣却有些推推搡搡的了，她发现这个赤脚司令已经没有多大的花头。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吧，城内外早就没有枪声了，城门也不再紧闭。乡下人进城卖菜，城里人下乡钓鱼，进出都很方便，没有那种手执大刀长矛的人在城门口守卫。工厂也都开工了，商店正常营业。北京开过了“九大”，林彪被规定为接班人，而且写进了党章里，造反时卧铁轨的王洪文，当了国家的主席。一般的人对这些事也都认了，谁想当主席就去当吧，只要不把一个国家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就算是上上大吉。那时候的人要求都不高，只想安安稳稳地过几天。　　想不到却是平地一声雷，苏州城里又闹翻了天，城市里的人要下放到农村里去！　　先是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说很有必要，那就没人敢说是没有必要了，那些在校的学生，那些首先起来造反的红卫兵，都要“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了，要到农村里去插队落户。这件事虽然不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那样到处有枪声炮声，实际上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哪家没有孩子，哪个孩子没有许多亲戚，下放一个知青最少要牵动五六个人，有人是三房合一子，那就有几十个人不能平静。千家万户都骚动起来了，仅仅许家大院里就有十一个知青要下农村，包括王先生家的小革命王玉树，许达伟家的亮亮和明明。亮亮和明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完了初中，也算是知识青年，其实只是小学毕业。　　第一个雷声还在天上滚动着，第二个霹雳又从晴空落地：干部、教师、医生以及那些在城市里“吃闲饭”的人统统都要下放，一人下放要带走全家，要注销城市的户口，到农村里去安家落户永远当农民，而且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江苏的北部去，到那黄海之滨去接受考验。　　外面的谣言纷纷，说这是林彪下的一号命令，那位救过夏海连的司令员又来个快刀斩乱麻，一人走全家走，从城里挖根，到农村生根，省得牵丝攀藤。　　下放的主要目的是准备打仗，要把城市里那些屁股上不干净，心里面有怨气的人统统赶到农村里去，等到美帝或苏修打来时就没有人里应外合，就没有人去做奸细。所谓的下放实际上是在城市里“扫垃圾”。这些传说虽然无法证实，从行动上来看倒也不完全是假的。被批准下放的人都是些牛鬼蛇神，走资派，以及那些所谓站错了队的造反派头头。当然也有一些自愿革命的人还排命地挤进去，他们认为到了乡下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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