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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这下子不得了啦，证据确凿，罪行累累！更不得了的还在后面呢，三转两绕把个孔碧霞也牵出来了。她的前夫解放前夕逃在香港，困难年还从香港给她寄过关头，秘密指令就藏在罐头里！她是潜伏特务，我和特务内外勾结，窃取国家机密……包坤年看的都是反特小说，看多了自己也会编。你看：天亮前的三点五十五分，朱自冶穿着一尖美制的雨衣（那件破雨衣确实是每个货），歪戴着一顶鸭舌帽（没有戴），站在电灯柱下徘徊，连续不断地抽了五支香烟。准四点，高小庭拉着板车从巷子里出来，作用这么一看，轻轻地说了一声：“走……”故事的开头很有吸引力，因而十分畅销，到处请他去做批判发言。他没完没了地讲着，我弯成45度角站在那里，还要不时地回答问题： 　　“你有没有罪？” 　　“有罪，我有罪！”我确实承认自己有罪。当年包坤年听说杨中宝到孔碧霞家吃饭，便编造出杨中宝开地下饭店，而且还有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收钱。我不但没有批评他，却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重用，加以鼓励。如果编造谎言能得到好处的话，那他为什么不编呢？好处越大，他就会编得更加离奇！ 　　“回答，你是不是罪该万死！” 　　我拒不回答。我不想死，我要活。我有错误要纠正，还有那愿意为之牺牲的共产主义事业…… 　　拳头又落到我的身上来了，打得并不重，却象刀尖刺在心头，我总觉得包坤年握着的刀柄，有一半儿是我作成的！ 　　居民委员会也不能没有表示，可那批斗的事儿都给包坤年包了，他们捞不着，只好勒令我和朱自冶、孔碧霞早晨到居委会的门口请罪。我和朱自冶终于站到了一起！ 　　挂着牌子站在居委会的门口请罪，那滋味比“押上台来！”更难受。押上台去向下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也不知道有几个人是我认识的。站在居委会的门口就不同了，巷子里早晨进出的都是熟人。那拎着菜篮的老太是看着我长大的，那阿嫂结婚的时候曾经请我坐过席，那孩子嘛……前几天见了我还喊叔叔哩！我低着头不敢看人，人们也不忍看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又不偷又不抢，怎么突然之间象个吊死鬼似的，一动不动地竖在那里！有人绕道走了，绕不掉的人摆弄匆匆奔过去，装着没看见。偏偏我又能从他们的脚步和鞋袜上看得出是谁。看得最准确的当然是我的妈妈了，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才放开，那双半大的脚围着儿子转过多少回啊，如今是那么沉重而零乱，歪斜而迟疑。 　　只有阿二满不在乎，他走到我身边便高声咳嗽，轻轻地说：“别着急，先熬着点。” 　　孔碧霞可熬不住呀，她是个爱打扮而又讲风度的人，如今剃了个阴阳头，挂着个女特务的牌子站在那里。特务而加女字，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和非议，因为谁都不会想到女特务会做菜，总是想到女特务会搞一些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再加上那个该死的朱自冶，居然交代他曾经看到孔碧霞从外国罐头上剥下标纸，一直压在玻璃台板里，破四旧的时候才烧毁。使得包坤年的故事里又多了一个情节。这密码就在商标纸的背后！孔碧霞又羞、又恨、又急，站了不到半个小时便砰然一声倒地，满脸鲜血，不省人事。亏得居委会主任并不存心要和谁作对，摆弄叫人把她搀了回去。 　　我对朱自冶更加反感了，请罪的时候都离他远低那，表示我和他并非同类。你朱自冶好吃倒也罢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好吃根本就算里边了一回事体。可你为什么那么怕打，为了一时的苟安，竟然不顾夫妻情义，提供那种不负责任的细节。由此我也得出结论，好吃成性的人都是懦弱的，他会采取一切手段，不顾任何是非，拼命地去保护、满足那只小得十分可怜而又十分难看的胃！ 　　第二天一早，阿二带着二十多个搬运工人来了，一个个身强力壮，头上戴着柳条帽。队伍由一部大榻车开路，榻车上装着杠棒、绳索和铁钎。车子到了我们的面前时便往下一停，有人大喝一声：“是谁叫你们站在这里的？” 　　朱自冶又吓了，慌忙回答：“是居委会主任。” 　　阿二把手一挥：“去几个人，把主任找来。” 　　五、六个人同时拥进大门，把主任拉到了大门口。 　　“是你叫他们站在这里的？” 　　“是的，请问你们是哪一派的？”居委会主任感到有些来者不善。 　　“我们是杠棒派，告诉你，这里不许站人，妨碍交通！”说着便有人到榻车上抽杠棒，拿铁钎。 　　居委会主任连忙摆手：“革命的同志们，这件事情可以商议，可以商议。” 　　阿二说：“这样吧，如果你觉得不好交代的话，那就叫他们到拐弯的弄堂里去扫地。” 　　居委会主任是个很有社会经验的人，他立刻明白了阿二的用意，也没有必要冒挨打的风险，便对我们挥挥手：“回去，各人回家去拿扫帚。” 　　阿二高兴地瞟了我一眼：“不许偷懒，扫得干净点！” 　　我听了暗自发笑，那拐弯的弄堂是条死弄堂，总共不到三十米，划不了几扫帚。 　　可是我却无法和朱自冶分开，我扛着扫帚进弄堂，他也紧紧地钉在我后面，我扫他也扫，我歇他也歇，和要找机会向我表示谢意：“还是你的朋友好，够交情！” 　　我忍不住叫出来了：“我的朋友是不讲吃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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