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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二吸了口气。“唏,这倒是真的。”

  阿二的爸爸叹了口气:“没有办法呀,他给钱。”

  “钱……!”我把钱字的音调拉了个高低,表示一种轻蔑:“你可知道朱自冶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榨取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你拿了一点血汗之后又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地!”

  阿二的眉毛竖起来了,“可不,那家伙坐车很挑剔,又要快,又怕颠。”

  我乘热打铁了:“问题还不在于朱自冶呐,我们年轻人的目光要放远点,你看人家苏联……”我滔滔不绝地讲起苏联来了,就和现在的某些人谈美国似的,“苏联的工人阶级,一个个都是国家的主人,不管什么事儿,没有他们举手都是通不过的。他们的工作都是开汽车,开机器,开拖拉机,没有一个是拉黄包车的。”我向阿二爸爸的酒杯乜了一眼;“拉车弄几个钱也作孽,仅仅糊个嘴。人家苏联的工人都是住洋房,坐汽车,家里有沙发,还有收音机!半斤黄酒有什么稀奇,人家都喝伏特加哩!”我的天啊,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伏特加是什么,若干年后才喝了几口,原来是象我们在粮食白酒里多加了点水!

  阿二和他的爸爸更不知道伏特加了,他们听到这个名词还是第一回。那老头儿还咂咂嘴,他以为伏特加总是和茅台差不多的。

  阿二也心动了:“哦……呃,那才有奔头。爸爸,我们也不要拉车了,你也当了一世的牛马啦!”阿二当然不是为了伏特加,我知道,他是想开汽车。那时候,年轻的人力车工人最高的理想便是当司机。

  阿二的爸爸把酒杯向起一竖:“唏……快吃饭吧,吃完了早点睡,明天一早要去拉朱自冶上面店。”白搭,我说了半天他等于没听见。老头儿的思想保守,随他去!

  我抓住阿二不放,约他到我家来玩,继续对他讲道理,而且现身说法,拿自己作比:“你看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个同学到我到西山去当小学教员,每月三担米,枇杷上市吃枇杷,杨梅上市吃杨梅,不要钱。还有个同学约我到香港去上大学,他的爸爸在香港当经理,答应每月给我八十块钱港币,毕业以后就留在他的公司里当职员。我为什么不去呐,人活着不都是为了吃饭,更不能为了吃饭就替资本家当马牛!”除了讲道理以外,我还借了一大堆《苏联画报》给他看,对他进行形象化的教育,说明我们青年人要为这么一种伟大的理想去奋斗。说实在,我所以能讲苏联如何如何,也都是从画报里看来的,画报总是美丽的!

  阿二的觉悟果然提高了,也和他的父亲闹翻了,坚决不再拉车,另找职业。我在旁边使劲儿打气,“好,你这一步走得对,最好是进厂,当产业工人去!”

  隔了不久,阿二垂头丧气地来找我,“我把苏州都跑穿了,别说工厂啦,连饭店里都不收跑堂的!”

  我连忙说:“千万要坚持,不要泄气。”

  “气倒没有泄,可是肚皮不争气,没饭吃了!”

  我听了也着急:“啊,这倒是个严重的问题,再克服一下,我去帮你想想办法。”

  我给了阿二几个钱,立刻到民政局去找一位同志,他是和我一起渡江过来的。

  那位同志一听就啧嘴:“你这位老兄毛里毛糙地,做事也不考虑考虑,现在有些资本家消极怠工,抽逃资金,不关门就算好的了,你还想到哪里去找职业?”

  “好好,我检讨。可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呀,想想办法吧。”

  那位同志沉吟了一下:“这样吧,我正在搞失业工人登记,准备以工代赈,先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以工代赈的项目是疏浚苏州城里的小河滨,这个工作很辛苦,但也很有意义。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污泥浊水,我们要把浊水变清流,使这个东方的威尼斯变得名副其实,使这个天堂变得更加美丽,是我们革命的一个方面。

  阿二听说这也是革命工作,二话没说,不讲价钱,天天去挖污泥,抬石头,工作比拉车辛苦几倍,但是每天只有三斤米。

  阿二的爸爸也没有办法,为了吃饭,只好在门口摆起一个卖葱姜的小摊头。因为他家就住在公井的旁边,人们往往在洗菜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在菜场上买葱姜,所以生意还是不错的,只是那一碟糟鹅和半斤黄酒从此绝迹。那老头儿每天见到我时总是虎着眼睛把头偏过去。我的心里也有歉意,总是在暗中安慰着老头:“老伯伯,你别生气,总有一天会喝上伏特加的!”我把老头儿的虎眼当作一根鞭子,每天抽一下自己,“下劲儿干,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胜利!”每当我深夜拖着沉重的双腿走过这空寂无人的小巷时,都要看一看阿二家的窗口,默默地叨念,“老伯伯,我高小庭总算对得起你,我没有怕苦,也没有怕累,我和你家阿二都在为明天而奋斗!”

  为了阿二的事情,妈妈可生了我的气,“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朱经理哪一点亏待过我们?人家花钱坐车碍你个屁事呀,你硬要和人家作对,弄得阿二家衣食不周,弄得朱经理出入不便,早晚都要街上去叫车,有时候淋得象个落汤鸡,你这个缺德的东西!”

  我决不和妈妈争辩,解放以后再也不能让她流眼泪。何况她的道德观点和我也没法统一,她还相信三从四德,还认为京戏里的那种老家奴十分了不起。只是我听了妈妈的责骂以后,再也不敢去鼓动那个为朱自冶跑街的了,那人是个老头,抬不动石头。

  朱自冶对我也有感觉了,再也不喊我高同志,再也不请我抽香烟,在门口碰到我时便把头一低,擦身而去。看不出他的眼神,不知道他对我是恨呢,还是忌?不管怎么样,他的手里总算有了一样东西,一个草提包,包里有双套鞋,包口上横放着一把洋伞。他黎明出门时估不透天气,所以都带着雨具,以免叫不到车时淋成落汤鸡。我看了暗中高兴;“你迟早得自食其力,应该一样样地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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