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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在搬完化肥之后,我又进行了一些询问,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我和林Sir便借故离开。纳瓦带着小儿子一直把我们送到了车上,才缓步离开。

  在车上,我和林Sir一直没有说话,车里的气氛显得凝重,而车的速度也不像来的时候那样“凶猛”。纳瓦的叙述让我的心里沉甸甸的,像一块浸满了水的海绵,随时可能溢出情感。

  “太惨了,你们回国,一定要好好报道报道这个事。太惨了,千万不要犯罪。” 林Sir感慨道。

  “是啊,千万不要犯罪啊……”我重复着。

  “现在我们去哪儿?”林Sir问。

  “去找一下开死亡证明的地方,我们需要继续核实。”我故作冷静地回答。

  我们驱车到了泰国内政部登记死亡的机构,调出了宋秋萍的死亡证明。死亡证明确与她前夫提供给国内公安机关的一模一样,可以认定不是伪造。之后我们又到了开具死亡证明的医院进行调查,找到了曾经抢救宋秋萍的医生,经过辨认,医生认定这个中国女人抢救无效后死亡的事实,并提供了当时的诊断记录。相关情况全部相符。

  查到这里,也许宋秋萍的死基本可以证实了。但我却觉得还不够。除了冷冰冰的证据材料之外,我还想找到另外的见证人核实。于是我和林Sir在傍晚的时候,来到了泰国曼谷的一处高档大厦,找到了纳瓦的远房表哥,昆泰。

  昆泰是一名律师,他在律师事务所里接待了我们。他穿西装打领结,虽然六十多岁了,但保养得很好,言谈举止庄重得体,与纳瓦显然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林Sir说明了来意,与昆泰的交流十分顺畅。“是我给她办的泰国居留权,同时也为他们的孩子阿春办理了泰国身份。”昆泰坦率地说。

  “他们是真实的夫妻关系吗?”我问。

  “刚开始不是,后来是了。”昆泰回答。

  “你说说情况。”我问。

  “宋秋萍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她是在利用纳瓦。”昆泰一边说一边点燃了烟斗,吸了一口,看着我说,“在2006年的时候,宋秋萍怀着身孕走投无路才找到的纳瓦,希望可以在孩子出生前获得泰国的居留权,同时帮孩子办理泰国身份。纳瓦太善良了,没有让宋付出任何代价,就帮助了她。由于宋秋萍的身份不合法,纳瓦找到我希望可以帮忙。我一直不同意他们结婚,但看纳瓦这样,也只得帮忙。”

  “你帮助办了?”我问。

  “帮助了,纳瓦一辈子都没求过我一次,我不能不管。”昆泰说。

  “你办理的手续合法吗?”我问。

  “呵呵……”昆泰吸了一口烟,“说完全合法,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我只能回答,我尽量做到合法。”他操着律师的狡黠回答。

  “谢谢您的诚恳。”我点着头说,“宋秋萍是在什么时候去世的?”

  “在去年的2月,她因为触电身亡。”昆泰说。

  “她到医院抢救的时候你在场吗?”我问。

  “我没有去,但参加了她的葬礼。”昆泰说,“你们是怀疑她死亡的真实性?”

  “我们只是核实。”我没有正面回答。

  “她确实已经死了。”昆泰重复道,“在她的葬礼上,只有我和纳瓦几个人参加。无论这个女人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种结局也很可悲了。”昆泰叹了口气,放下了烟斗。

  “在葬礼后,阿春被宋秋萍的亲属接走了?”我问。

  “是的,宋秋萍的父母和前夫来了,接走了孩子。”昆泰说。他果然是个理性的人,洞悉着所有情况。

  “孩子回国的相关手续,也是你协助办的?”我问。

  “是的,因为来的是阿春的亲生父亲,所以孩子跟他走还是安全的。而且纳瓦现在的这种状态,也不会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所以我才帮他们办了手续。”昆泰说。

  “纳瓦知道来的人是阿春的生父吗?”我问。

  “不知道,也希望你们对此守口如瓶。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太过善良,虽然屡屡吃亏,但却活得问心无愧。我不想打破他心中的美好。”昆泰说。

  “好的。”我点了点头。

  “她是个逃犯吗?”昆泰看着我的眼睛问。

  我并没有回答,犹豫着。

  “好,我知道了,谢谢。”昆泰说。

  在回程的路上,曼谷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街上车流涌动,车尾灯汇成的影火宛如城市中的长河。林Sir打开车里的音响,选了一首轻松的歌曲播放,这一天的心情有些沉重,逃离与死亡似乎成了关键词。面对纳瓦的善良,秋萍的欺骗反而显得软弱无力。她欠下的罪孽却波及了身边的亲人和无辜的孩子。我翻开案卷材料,上面清晰地写着:

  宋秋萍,女,罪名:贪污,身份:国家工作人员,在2001年至2006年间,其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70万元,系中纪委公布的百名红通逃犯之一。

  70万元,逃亡九年,客死他乡。这些词语不断在我的脑海中碰撞,让我无法按照音乐的律动来安抚自己。在曼谷这个熙攘的大都市里,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谁来谁去,对别人都不会有任何影响。但对于家人,每个人都是不可能替代。

  第二天,我们再次找到纳瓦,告诉他此次的调查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证明了阿春的身份,他可以在中国入籍。纳瓦很高兴,想要请我们吃饭感谢,他始终不知道我们调查的真正目的。我留下了他小儿子的几根头发,以便在回国后与阿春的DNA进行鉴定,证实他们为同母所生。在工作全部结束的时候,我拿出自己的500美金给了纳瓦,又买了一个新书包,叮嘱他要尽可能地送小儿子上学。纳瓦的感情终于决堤,哭泣着感谢,又反复地说,如果阿春在中国生活得不好,随时可以回到泰国由他继续抚养。我没有再去安抚他,转身走上了车,作为一名警察,我不想太过暴露自己内心中的脆弱。林Sir也受到了感染,也拿出一些钱给了他。

  我们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证实了一个迷途女人的荒唐经历以及她的死亡。我们追寻的结果是她最坏的人生。曼谷郊区的天很蓝,空气很好,我打开车窗,深深地呼吸,那是田野的味道。我突然觉得,能善良平安的生活,也许才是最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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