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文集 姐妹
李婕和李媚大概不是亲姐妹，他们都不记得父母亲的面貌了。李媚连怎样到的保育院也记不起来，后来就把李婕的经历当作自己的故事。其实李婕也只记得一点点影子：那天，家里有人叫她上街打酱油，提着瓶子回家时，警报机鬼哭一般嚎了起来。立刻来了日本飞机，投弹、放机枪，身边的房子着了火，有人把她挟在胳肢窝底下乱跑。后来给送进一家临时保育院，和李媚一起，落到一个油黑油黑的胖保姆手里。胖保姆每天指使孩子们喂鸡、洗衣服、劈木柴，没有做完这样又叫做那样，时不时地，油黑的手指头拧住孩子们的皮肉，还转它几转，跟拧螺丝钉差不多。李媚一天不知哭多少遍，但每遍都是抽搭几下就过去了，眼泪未干，就唱起只学会一句的歌子：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李婕不哭也不唱，眼睛睁得大大的，冷淡地、固执地做着做不完的事情。可她也不少挨拧，因为她有一种拗脾气。比方正在扫地，胖保姆叫她去抱木柴，她却管自把地扫利落了。刚抱起木柴，又叫她提水，她总是把木柴抱完再说。
李婕有时拿小拳头吓唬李媚：
“哭死鬼，再哭我也要捶你了。”
有时搂着李媚说：
“有哭的工夫，你不会思办法对付她。”
这样，李婕做了李媚的姐姐。大约过了两回年，日本人打过来了，保育院站不住了，把姐妹两个送给大后方的一个战时学校。名单上写的是李姐、李妹，学校的教员一摇笔杆，改成李婕和李媚。
这学校是一位民主的教育家办的，分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组，让孩子们从小就受专业训练。并且让一张白纸似的孩子们自由选择，任性发展。几年工夫，姐妹两个却把几个组都走遍了。头一年学的是美术，李媚抓铅笔、抓炭条，画了许多歪脖子的花瓶、窝窝头似的山景。一年工夫，就会画半边黑半边白的人脸了。李婕的画还要整齐一些，可是她说：
“妹，你怎么知道你画画顶合适呢？”
“姐，画画你还不喜欢吗？我可是画一辈子也不厌，明年还让我们用颜色了呢！”
“咱们转到戏剧组去吧。长大了演戏、拍电影，比什么都好。”
“姐，画画不也挺好。”
“我想着我们两个好像生下来就在一起的，可是现在要分开了，反正我是要到戏剧组去的。”
“姐，那我也去吧。”
姐妹两个在戏剧组呆了半年，排了一出戏。姐姐演个小学生，妹妹演一只小白兔。姐姐是主角，妹妹跑龙套。排演的成绩都不错，可是演出那天，姐姐生了一场气，妹妹大哭了一场。原来小学生这个主角，是AB制的。导演派别人上台，让李婕在后台管提词。李婕把台词本子一扔，冷笑道：
“早知道会是这样的。”
导演向她解释AB制，李婕瞪大眼睛，有条有理地说道：
“别解释理由还好些哩！要说理由，我演得比谁差吗？为什么我是B？我要演得不好，排演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不教？难道非得天天晚上找你玩儿，才算得好学生？”
弄得导演答不上来，孩子们都吓呆了。妹妹糊里糊涂穿上小白兔的服装，上了台，看见小黄兔叫狼咬坏了，就伤心大哭。哭得说不上台词，全场鼓掌。
演完戏，李婕说：
“妹，上舞蹈组去。演戏没有意思，有多大的本事，也要看导演的脸子。”
“姐，还是演戏好，这么多人在一间屋子里，一块哭一块笑。我喜欢演戏。”
“演戏不如舞蹈。你没听说全国还没有办过舞蹈班？我们去了就是第一批。”
姐妹两个忽然都十四五岁了，忽然长成苗条的少女。仿佛水仙花，觉着还是一块球根，一不留神，长得绿油油，水灵灵。姐妹两个身边，都有一群男孩子。姐姐爱挑，挑一个随着玩随着上街，过几个月另挑一个随着。妹妹是谁对她好，她就跟谁玩，常常一个晚上跟这个散散步，跟那个唱唱歌，又应约跟别人看月亮去了。男孩子们有时闹意见，她就躲到一边抹眼泪。李婕教训她：
“哭有什么用呢！有哭的工夫，你不会想办法对付他们。”
李婕身上有了许多精致的小东西，有时塞一条挑花手绢给李媚：
“妹，拿去。”
一双毛绒手套：
“妹，给你。”
一条纱巾：
“妹，围上。”
姐妹两个最后转到音乐组。李婕说：
“妹，我主科学唱，你主科钢琴。我唱歌，你弹伴奏，我们就一辈子在一起了。”
音乐组里有位声乐教员，年轻潇洒。当他虚着眼神，一只手掌托在耳朵后面，还没有发声，那派头就是很艺术的。第一天上课，他就十分欣赏姐妹两个的声音：
“小提琴，简直是小提琴。多么好的本钱。”
过不了多久，就格外加钟点个别上课，还请她们吃U．S．A．的巧克力。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教员跟姐妹两个看了好莱坞的《出水芙蓉》回来，走上黑暗的楼梯，李媚的一只手，叫火热的男人的手捏住了。李媚心跳，活像有个迷路的小鹿儿在里边乱撞。转弯时，踩虚了一脚，有只男人的胳臂搂住她的腰。李媚朦胧听见说：“明天一早逛公园去。”就昏头昏脑走进寝室，想说：啊呀吓坏了人，这不是恋爱了吗？可是第二大醒得晚了些，起来一看，静悄悄的，都玩儿去了。赶紧往公园里跑，却在树缝中间，看见教员和姐姐挨着坐在草地上，不觉惊叫了一声。
晚上，李婕钻到李媚床上。
“妹，别装睡了。”
“嗯。”
“妹，你喜欢他了。”
“啊，姐，啊，你怎么知道的？”
“早看出来了。可我也喜欢他，比你还早。”
“姐，过一阵子你又会不理人家了的。”
“不会，这一回是真的。你摸摸，我从来没有这么心跳过。”
“要是真的，我就不难过了。”
往后李媚真的不怎么难过。只是声乐课再也不能上了，专练钢琴。休息的时候躲着姐姐，最好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玩去了。到了第二个学期，忽然李婕跟一个新来的教员练声了，跟别人去看电影了。
“妹，你别瞪着我。小傻瓜，你不是他的对手，怎么能让你跟他闹下去。”
“可你说这一回是真的。”
“起初倒像真的。可是有一天练声，那家伙说摸摸我的气，越摸越往上去。我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妹，要是你，怎么对付得了，你会闹糟了的。”
“为什么不早说。”
“早说你肯信？妹，别走。那家伙声乐上有点本事，可是不好好教，谁也学不到东西。可是这学期，我进步了一大截。他那两下子我也学得差不多了，为什么不换个先生呢？……”
李媚没头没脑钻进被窝。她没有哭，只是身上发冷，上下牙直打战，仿佛疟疾发作了。这光景不象伤心，倒象吓坏了。
可是不久，这件事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日本投降，蒋政府却要打内战。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的运动风起云涌。姐妹两个的学校，走在运动的前头。开群众大会时，少年同学们总是手挽手站在台口，压住阵脚。有回一伙特务冲上台去，霸占主席台。台下群众喊着口号，潮水般往前推进。一个特务头目，站在台口指手画脚。李媚给人群挤到台边了，气得大喊大叫，拼命摇着手里的纸旗。忽然耳边听见李婕说话：
“妹，生气有什么用，想办法对付他。”
伸手就把旗纸撕下，剩下一条光竹竿，一下子捅进特务头目的裤脚管。
台上台下一阵大乱，李媚在人群里东挤西撞的喊口号。忽然一只手攥住她的胳臂，死命把她往外拽。拽出人群，才知道是姐姐。
“妹，站在这里看着。现在该是男孩子的事情了。”
李媚脸红气喘的瞪着主席台，觉得姐姐塞了一快东西在她手里。一看，是块花生糖。
“姐，哪来的糖？”
李婕伸手一指，笑道：
“你没看见那糖担子打翻了，卖糖的不知给挤到哪儿去了。”
蒋政府发动内战了。觉醒了的少年学生们，私下啾啾地商量一件大事。有天晚上，李媚拉着李婕找个清静角落说话。
“妹，就在这里说了吧。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到解放区去吗？”
“啊，姐，啊，你又知道了。”
“早看出来了。妹，我们两个好像生下来就在一起的，本来说什么也不愿意跟你分开。可你这样的人，在这里有危险。我想了又想，没有别的路子，你还是走吧。”
“姐，我要你一块去。”
“我不去。”
“为什么？”
“要是我三十岁了，也会去的。可我现在还没有生活个够。”
“到了那边，倒没有生活了吗？”
“那边是另外一个世界。”
“那你要的是什么生活呢？”
“你走你的吧，别管我了。”
姐妹两个生平第一次因为意见不同，互不相让。虽说没有吵闹，可是不欢而散。
李媚走后，李婕也离开了学校。这个剧社、那个剧团地混混，到处有人包围她追求她，可是总演不上一个出头露脸的好角色。李婕眼睛瞪得大大的，冷淡地、固执地应付人事。有回，一个名声很高的剧社，要一个女孩子扮演站在石座上的女神，要一动不动地站上个半钟头。李婕一笑应下这个角色。到上演时，她让导演同意一种服装，那是一片轻纱，里面只穿一点点衣服。立刻引起好些人的兴趣。有一家没有自己的摄影场的电影公司，找她拍一部片子。李婕答应了上镜头，还答应了导演的求婚。可是她刚刚穿上海勃绒大衣和尼龙丝袜，那家公司就破产了。
五六年后，全国解放了。一个文工团在城市里招考团员，李媚担任声乐考试。她坐在钢琴前面，眼角瞧见一个白白的瘦瘦的女演员，从背后走过来。李媚一哆嗦，叫道：
“姐！”打算扑过去。
可是李婕冷冷地走到钢琴旁边，固执地说道：
“妹，你考我吧。”
“姐，你唱个歌，我来伴奏。”
李媚长大了。她居然能够用这么句话，缓和千头万绪的新局面。可是被妹妹考试的事实，总叫李婕心酸。她无可奈何地进了文工团，眼睛睁得大大的，站在一边看着妹妹红了，得意了。一个是歌舞队队长，一个只是新来的普通团员。李媚知道李婕有了两个孩子，想上姐姐家看看，可是被冷冷谢绝了。李媚也已结婚，请李婕上家里玩玩，她也固执不去。李媚心想：她们已经不只是姐妹，还有队长和新团员的一层关系。曾见过几个新来的知识分子，总是冷冷地站在一边。最好不忙去碰他们，惊动他们。让他们熟悉熟悉，赶到适当的时候，使劲拽他们一把。李婕心想：妹妹有时也念旧情，有时又全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丫头学会了里一套外一套了哩！因此，两下里疏远了。
一个初冬的星期天，李媚上街看见姐姐在前面走，身边有两个孩子，衣服零乱，光脚穿着张了嘴的鞋子。李媚盯着那两双小脚，仿佛看见的是冻红了的小脚板，劈啪劈啪踩在水门汀上，心头涌上姐妹两个在保育院时的光景。猛然觉得自己太不关心姐姐了。可是远远跟了一条街，还是决定不上去打招呼。往后就从当时刚够维持生活的津贴费里，省下钱来买小鞋小袜，装做不经心地塞给李婕：
“姐，给孩子。”
“姐，拿着。”
李婕每回都是冷冷一笑，生硬收下。第一回李媚有些难受。第二回肯定了姐姐的感情很不对头。第三回又警觉到另外一面，姐姐不象有些新来的人：赶红火，凑热闹……
文工团排演新节目了。排的就是当时流行的从落后到转变的话剧。主角是一种思想类型，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导演要李媚扮演主角，李媚考虑了一晚上。第二天说：“有一个人比我合适。李婕。导演同志，你不用瞪眼珠子。我不愿意老做行政工作，我本来是个演员，我不愿意放过演主角的机会。一点也用不着推让，更没有理由让给姐姐。可是李婕能演好这个角色。她现在对集体还缺乏信心，我们要帮助她成为团体里边的好演员。导演，你别瞪眼。你心里在说，不能为了这个糟蹋演出。可是你想，要让搞艺术的，通过艺术实践改造思想，同时也提高了艺术。这种例子还少吗？爽直点说，你就是一个。”
说得导演哑口无言。
有天晚上排完戏，三九天气，可是李婕拿着手绢，扇着微微冒汗的红红的脸。没有见她这样兴奋过。
“姐，你演得很好。”
“要是恭喜我，还嫌早了一些。”
“姐，我想到一个问题。”
“我知道了。是不是转变的时候，不够自然？可是我真正没有法子了。”
“当然，转变那一场，剧本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我说的是整个表演。对那些个人主义的东西，你好象不自觉地欣赏、玩味，好象没有批判，没有站得高一点。所以你演得虽说流利，但是不深厚。”
这个见解是李婕没有想到过的。一时琢磨不透，但已隐隐觉得这比自己高明。因此，脸上又透出冷冷的神色了。李媚见她刚刚有些热情，却立刻往回缩。就拉住姐姐的手，不想看见姐姐的鬓发中间，有块青伤。赶紧问怎么回事。
“家务事，打了一架。”
“姐，常打架吗？”
李婕一笑不语。
“啊，都为的什么呢？”
“自私！”李婕断然回道，“他自私，我自私，连孩子们也自私。”
“啊，姐，我不懂。”
“有什么不懂。都想少付出，多收入。”
“姐，这中间还有什么付出、什么收入的呢！”
李媚拉着李婕到自己家里去，怎么也要跟姐姐好好聊聊。半夜到的家。出乎李婕意外，那妹夫害着不时会发的气喘病，这回卧床已经二十来天了。李媚安置姐姐坐下，就来来去去砸煤、添火、提水、倒痰盂。病人把棉被盖到下巴，只露出一张微笑的瘦脸。可是李婕看见妹妹走出房间时，那微笑就不见了，还把棉被推开一些，呀，呼吸有些困难。最后还是叫李媚发觉了，赶紧找药针注射，可是药又没有了。李媚不管病人怎么说，一面笑着告诉姐姐这是常有的事，一面穿外衣戴帽子，钻到北风呼呼、黑咕隆咚的街上去了。
李婕等到下半夜一点多，却接到一个电话。妹妹问病人怎样了，说她敲遍了内城药房的门，有的不开，有的没有这种药。现在要上外城敲门去了。李婕接完电话，关上电灯，对着红红的炉火，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埋在沙发里。她觉着妹妹的处境跟自己也差不多，并没有高多少级。憋在心里多时的紧张一下子消失了，她暖洋洋地睡着了。
惊醒时，看见李媚在轻脚轻手地点酒精灯，洗玻璃管。原来妹妹学会了注射。等到姐妹两个躺到床上时，已有赶早市的大车，隆隆滚过胡同。李婕对着精疲力尽、（足卷）缩在自己身边的李媚，觉得自己已回复到姐姐的地位。好兴致地叹道：
“妹，你也命苦啊！”
“命苦？什么意思？具体点说呢？”
“想不到你嫁了个长期病号。”
“他的病是叫敌人剥了衣服，扔在雪地里冻坏的。”
“你自己也要保重。常常半夜里满世界敲药房的门，你也会变成长期病号的。”
“姐，我着急啊。有回，交通警察把我当做疯子了呢。”
“着急有什么用，有着急的工夫，你不会想办法对付——处理……”
李媚吃了一惊，觉得这句话那么熟悉又那么疏远。想道：姐妹两个好像生下来就在一起的，不知怎么一步步离得这样远了。又忍住千头万绪，说：
“姐，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说。可是这忽儿脑子轰隆轰隆的，咱们睡一睡吧。最好早早醒来，象小时候那样，赖在被窝里小声说话，看着窗户一格子一格子地亮了，咱们越说越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