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阁网 > 韩少功 > 女女女 | 上页 下页 | |
|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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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不认识我，即算认识我也不会在乎我，都在快活地议论着幺姑，为大口咀嚼的饭菜增添一点味道，一点兴致。有一张大嘴里闪着一颗铜牙，已经磨穿了薄薄的铜皮，露出里面白铅的层面——我一看见它就永远忘不掉了。我觉得那是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全部惊讶和耻辱。 也许她们从来都是这样痛快淋漓地打嗝和揉鼻子，找幺姑借钱的时候，借了钱又赖账的时候，支派她去扫地的时候，唤她去倒马桶而她没听见于是对方大为恼火的时候。后来我把这一切告诉老黑，老黑哭了。我不相信她还有如此明净的泪水。她还恨恨地说：真他妈想抢一挺机关枪，给她们一人掏几个洞。 我对幺姑怒火冲天。在那间地板条子此起彼伏的女工集体寝室里，她要我坐她的床，我偏坐对面的那一张。她塞给我饼干，我偏把它们捏得一块块纷纷落地。她给我积攒了很多好玩的木线轴，可以做小车的，也可以把它们竖起来，想象成国王、士兵、强盗什么的，让它们展开大战，我却偏偏把它们弄得乱乱的，滚到床下或屋角去横尸遍地。看见幺姑惊得脸色发白，双手直哆嗦，我还觉得委屈，还觉得不解恨。我太想把她床头那面小圆镜远远地扔到大街上去。 我不知道我这是为什么。 她不无茫然地苦笑，弓着背去洗碗筷，没忘记把一点凉凉的剩菜，小心拨进一个褐色的小瓶子，稳稳地旋好胶木盖，放在床头柜的黑色烘箱上，虔诚地保留着。 她常常用这个小瓶子装着菜，下班后来看望我们，带给我们吃的——比方工厂食堂里打“牙祭”时，有了点猪肉或者咸鱼。 尤其在我父亲死去之后的日子里。 3 父亲终于还是走了。这个在履历表上永远与我有着联系的人，总爱东张西望和嘀嘀咕咕。碰上同事来了，朋友来了，老乡来了，包括幺姑来了，他就打发我们出去玩，然后关上大门，在门那边一个劲地嘀嘀咕咕。我怏怏地看着这张门，看着铁门扣以及曾经带有门扣的扣座以及连扣座也没有了的几个锈钉子眼，不知道这间房子换过多少主人，而那些主人是谁。从此我就觉得合上的门都十分神秘——是它们将父辈们关锁得衰老下去的。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一点父亲嘀咕过的事。他逼幺姑与那个男人离婚，教导她一个受压迫的妇女应该如何决裂如何觉悟如何与反动阶级划清界限。当幺姑颈皮松弛鬓丝染白之后，父亲又认真地发现我们与她之间也有着什么界限。比方，他不让我们作文《记一个熟悉的人》一类时再写到幺姑，叮嘱妈妈不让我们再去幺姑那里玩耍。甚至有一年的除夕，幺姑带着一大篮子年货高高兴兴来我们家团圆，父亲硬是让妈妈送她回工厂宿舍去了。那一天我耳朵特别灵，听见了妈妈的哭泣，听见了爸爸对妈妈说的一些古怪字眼，什么“革命”，什么“阶级”，什么“立场”……因为有这些古怪字眼，幺姑就没法在我们家过年了，就只能孤零零地回工厂里去。 但他对我们说：“幺姑今天还要去值班。明天，你们上街可以顺便去看看她。”然后他走出门去，碰上一个什么同事，谈起天气什么的，努力地哈哈大笑。 那个年真是过得让我害怕。而且从那以后，我一见到大人们嘀嘀咕咕，就知道决不会有什么好事。因此我夜里极怕被尿憋醒，极怕起床。因为每次醒来我都在黑暗中听见父母在大床那边低声嘀嘀咕咕什么，并不像我临睡时所见的那样各自忙碌庄重寡言。这非让我做噩梦不可。 但父亲终于还是走了。我本来以为他活得像排比句一样规规矩矩，像大字典一样稳稳妥妥，像教科书那样恭恭敬敬。我以为每个周末之夜他都可以拧开温暖的台灯，抚摸着我依偎在他胸前的脑袋，悠悠然唱上一首《蜀道难》或《长恨歌》——他说是吟，我说是唱。然而他终于去了，留下了家里空空的床位。 我后悔，后悔在那个夏天远行。我居然不知道机关里也有了大字报，居然还邀同学们一起下乡，去那个小山村车水抗旱。我也许早该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近日来父亲晚上总是给我搔背，让我舒舒服服地入睡？为什么父亲突然变得细心，把我的每一本书都包上封皮？为什么父亲会突然关心家里的食品安全，总爱去戳那个老鼠洞？——家里老鼠确实多，常常吱吱地在门边柜下探头探脑，或在屋顶哗啦啦列队奔驰，把什么棉絮、豆腐干、十九世纪史、曹雪芹和语法修辞，吃得津津有味，咬得粉渣渣的，揉挤成一个鼠窝。 这些老鼠早被我们用夹子打死了，家里早已平安无事，但父亲为什么还要去戳那个干枯的鼠洞？为什么还不时叹气，说：“时候不早了。”——什么意思？ 我终于没有去细想，以至我背着行李兴冲冲从乡下回家时，一推门，只见抱成一团的幺姑和母亲突然分开，泪痕亮亮地都冲着我瞪大眼：“你爸爸没有去找你？” “找我？” “他没有到你那儿去？” “什么意思？他到我那里去干什么？” “那他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呢？” 妈妈哭了，幺姑也哭了。不一刻，两三位邻居来了。有人另作猜测，说他或许是去了一个姓李的人那里，或许去了一个姓万的人那里……我马上意识到这几天之内发生了什么大事，而这间房子里空去了许多许多。 “他什么时候走的？” “四天，四天前！他说去理发，就没有回来了。他只从我手里拿走了四角钱!”这是妈妈的话。 我们徒劳地找了七八天。每天晚上，我入睡时都缩在床尾，很懂事地伸开双臂，把妈妈和幺姑的脚抱紧，让她们感到我的温暖和我的存在。我觉得她们的脚都很冷，都干缩了，像一块块冬笋壳子。 父亲终于被找到，是机关里两个中年人从派出所回来，让我们辨认一张照片。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人头，放出光亮，赫然胀大，把每一条肉纹都绷得平整，像吹足了气的一只大皮球。照片上的表情很古怪，是一种要打喷嚏又打不出来时不耐烦的那种表情。 我心惊肉跳地瞥上一眼，再也没有去看他。那就是他么？就是我的父亲么？不知为什么，我永远记不清他的面目了，大概是最后一眼看得太匆忙，太慌乱，太简约，太有一种敷衍应付的性质。印象模糊到极处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过。当然这也没什么。叫祖父的那个人，我甚至见也没见过哩。那么祖父的父亲，祖父的父亲的父亲……他们是些什么人？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们的面容以及嘀嘀咕咕，同我现在牵着小孩去买泡泡糖，同现在笼罩着我的阳光，同我将要踢到的那块小卵石，有什么关系吗？老黑就从不想这些问题，所以她衣袋里总有那么多零食，嘴里总有那么多脏话，她还可以很得意地把下巴一挺，说：“拿掉啦。” 后来，幺姑常到我们家里来，总是在傍晚，总是在节假日的前夜，总是沉沉地提着那个草编提篮。提篮是通向市场的一张大嘴，源源不断地吐出一些鸡蛋、蔬菜、水果、布料、鞋袜、刚领到的工资等等，吐出一切即将转化为我们身体和好梦的东西，吐出了我们一家人整整几年的日子。那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篮，直到最后丢在我家厨房的门后，装着一些引火的炭屑，蓬头垢面，破烂不堪。 她从篮子里还总是取出一份小小的晚报。她一直遵守着父亲关于订报的严格家训，甚至在很多党团组织也退订的时候。 于是，有时她就放下报纸，从眼镜片上方投来目光，满腹心事地感叹一两句：“毛佗，越南人民真是苦呵。” 或者说：“非洲人民真是苦呵。” “毛佗，哲学真是个好东西，哪么会有这么好呢？学了人就明白，事事都明白呵！”有时她也这样说。 停了停还说：“私心要不得呢。你看看，焦裕禄的椅子都烂了，他还革命到底。要是人人都没得私心，这个世界就几多好。毛佗，你说是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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