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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

 
  余先生去国二十年后重返故乡,是小城一件新鲜事。事先省里有关部门来过电话,称余先生是爱国侨胞,在香港及美洲有数千万资产,这次回乡观光,地方上务必热情接待,以利招商引资和改革开放。

  县委县政府已开会专题研究过此事。县招待所五号小楼立刻重新装修,换地毯,换窗帘,灭老鼠,喷香水,摆设盆花和雀巢牌咖啡,显示着县里最高消费水准。派出所警察在小楼外设岗派哨,整顿治安秩序,阻止好事者前去拥挤喧哗。据说有位后生以为那里又在抢购紧俏商品,满头油汗地投入了人群,被身后的人一挤,竟冲过了划在地上的警戒线,迫使警察小试电棒。呵的一声尖叫,后生当场倒地全身抽搐不已,脸上有一团僵硬的灰白。县城里有两个疯子,平时总是一身尿臭,喜欢一边唱戏文一边向汽车投掷石块,司机们早已无可奈何并且习以为常。为了防止他们袭击侨胞,警察奉命将疯子临时拘押。一些小娃崽因此失去了欢乐和恐惧,只得退而求其次,将将就就地去看屠夫杀猪,或者蚂蚁搬家,几天来有点怅然若失落落寡欢。

  余先生是乘高档进口轿车沙沙沙抵达的。车身史无前例的长,史无前例的黑亮,如一条巨大黑鳗,静静地滑过街市,潜入招待所的深院,使小城人有一种莫名的心惊。从黑鳗腹内钻出来的人,肤色暗淡,身材瘦削,看似中年却早已谢顶,太阳穴深深下塌的颅骨给人一种很紧实很坚硬的感觉。他着一件米黄色的宽大夹克,踏一双平底布鞋,倒显得特别朴素。引人注目的是他左衣袖空空,瘪瘪的,荡来荡去,藏一袖阴阴冷气,成了毫无表情毫无动作的赘物。在他走进招待所餐厅的一刻,一位服务员当的一声失手打碎了瓷盘,门外一部卡车倒车时不慎撞碎了尾灯,而招待所商店的一位怀孕女子当天不幸流产。这一切是否与那条空瘪瘪的袖子有关,不得而知。

  县委和县政府几个头头都去见了他,照例有握手寒暄,有合影留念,有豪华宴请。水里的白鳝,山里的白面(狸),再加上烤乳猪烧羊蹄一类,都很有家乡风味,增进着赴宴者的乡情。一号首长介绍了全县的大好形势和引资优惠政策。二号首长陪客人看了两场地方戏曲。主陪是四号首长,即王副县长。他陪着客人参观了化肥厂、木材加工厂以及大理石厂,似乎一切都顺利。只是走进大理石厂的时候,附近工棚里突然发出咣当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吓得人们惊慌张望,警察立刻拔枪警戒,只是余先生眼都没有眨一下,头也没有回一下,继续细看手里的石材样品。

  王副县长冒出了一头冷汗,不光是为了刚才咣当一声的巨响,也为客人临危不乱之际出奇的冷静。

  据王副县长所知,客人既没当过将军,也没当过大盗,为何有如此镇定自若的本领,实是一件怪事。王副县长更不明白,余先生身为巨富,为何却活得极为简单。除了抽两支烟卷,他不喝酒,不喝茶,不吃水果,对歌舞厅夜总会一类更无兴趣。据保卫人员说,在招待所这几天的日子里,他没事的时候就关着房门,在门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道在干什么。即算走出门,他只是去河边的后街走一走,用照相机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墙基、石头、老树都咔嚓咔嚓拍摄下来,不知作何用途。在本地人看来,那不过是一条狭窄的麻石街,那些青砖破墙和墙基的片片青苔,没有多少稀奇,他怎么一遍遍走得那么起劲?

  他总是在后街从打米厂到河码头这一段来回行走,在小西门一位老阿婆那里买豆腐,一买就是十几片,买来也不吃,叫服务员拿去处理。卖豆腐的阿婆几乎是个瞎子,仅左眼还有花花一线光亮。据查,她是位孤老,原是国民党某军官的小老婆,在丈夫死后一直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卖豆腐已有三十余年。有意思的是,余先生为何总是买她的豆腐?与她有什么特殊关系吗?既有特殊关系,他为何只买对方的豆腐而不赠个十万百万的红包大礼?……这其中的缘故,外人无从得知。

  副县长几次想侧面打听,觉得又不合适,只好跳开话题。其实,余先生没什么话题,甚至从不爱说话。人家说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他只是听,眼球十分明亮,亮得有些灼灼逼人,探照灯一样从这边缓缓地扫到那边,又从那边缓缓移到这边,有时甚至把说话者们看得心里发毛,说着说着就说乱了。偶有一笑的时候,他也笑得极淡,极浅,极缓,似笑非笑,至少比在场人少笑七成。实在没有什么可看了,他就将目光稳稳停留在前方空中的某一点,所有表情都渗漏到脸皮下面去,筛出一脸茫茫虚空。

  他喜欢夹着一支肥大雪茄,但很少点燃。尽管如此,他并不特别冷漠,甚至还很好说话。比如说他抽出一支签字笔,已经签署了向大理石厂投资的意向书,对本县的猕猴桃资源也表示了兴趣。

  王副县长高兴了,一心要让对方玩得痛快:“余先生不会跳舞,少见少见。那么愿不愿意到白公渡去看看?那也算个省级保护文物遗址。”

  富翁摇摇头。

  副县长揣摩对方的嗜好:“那是不是想看点录像?别看我们县城小,这里什么片子都有,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富翁淡淡一笑,还是摇头。

  “那……你有什么事,有什么要求,只管说。我们这个小县,虽然条件有限,但变化还是很大的,不比你在这里的时候啦。南河铁矿你去过没有?现在都成一个大矿啦,一年产值上亿!这几年竹木、水果、油茶、养殖也都发展很快,你要办点什么土特产,只管说。回一趟家乡不容易么。”

  余先生深深地盯了副县长一眼,“长官这么客气,那我就真说了?”

  “好呵,不要客气,家乡人么。”副县长几乎喜出望外。

  “那好,”余先生盯着雪茄若有所思,停了好一阵,“我想见一个人。”

  “谁?”

  “彭细保。”

  “是你亲戚?”

  “不是。”

  “是你同学或者朋友?”

  “也不是。”

  副县长有点困惑。在余先生到来之前,有关部门已经核查过,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余先生的亲友了。而且副县长在这里从政三十多年,对有头有脑的人大多认识,十八个乡镇中年以上的农民也差不多熟了三四成,但从未听说过彭细保这个名字。

  “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富翁摇摇头,“从未谋面。”

  副县长这下就不明白了,但也不好深问。“那好,一切由我们来安排。你如果想安排一个宴会,或者安排你们一起住上几天,好好地叙谈叙谈,这都好说。”

  “不不不,”富翁摆了摆下巴,“就见一面,不需要任何安排。”

  王副县长更觉蹊跷,回头交代县府办公室,赶快查找一下彭细保这个人。办公室很快汇报了,溪口乡确有个彭细保,眼下家境贫寒,欠债累累,加上身患肺气肿和风湿症,身为共产党员却有多年未交党费,乡村干部也拿他头痛。至于余先生为什么要见他,当地人都觉得奇怪,因为他们两人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后来靠两位老人回忆,人们才依稀得知:硬要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余先生的父亲当年作为恶霸地主遭到镇压,法场上是由彭细保操的刀——当时他是民兵。人家都不敢杀,只有他争着杀。

  得到这一重要情况,王副县长对安排见面颇感为难。点名要面见仇人,莫非是要报仇?莫非是要算账?不会闹出什么事吧?头头们再一次开会研究。一位部长气呼呼地大拍桌子:“呸,姓余的也莫太毒了!他父亲也平反了,房产也发还了,还要怎么样?共产党如今请他住宾馆,吃宴席,对得起他了。他还想当他娘的还乡团,对贫下中农搞阶级报复呵?”另一位部长叹了口气说:“话不能那样讲,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有乱打错杀的现象,不对就是不对么。人家有情绪,也可以理解的。”县委书记只好从中调和:“我们欢迎余先生这样的爱国华侨来投资。不过见面的事最好还是免了。好了的疤子再去揭,刺激情绪,何必呢?”王副县长惦记着有关筹建果品罐头厂的谈判,忧心忡忡地说:“不见当然也可以。不过会不会闹得余先生不快?会不会影响他对政府的看法?”……这样说来说去,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议定:一方面由县统战部就当年的错杀向余先生正式道歉,另一方面不安排仇人见面,最好是把彭细保临时抓起来,理由是他打麻将赌博,违犯治安条例,拘留期间不能见外人。

  打麻将几乎已是全民性活动,所以这个罪名对谁都用得上,是个制造临时人间蒸发的万能借口。

  拍桌子的部长对这种处置还是不满,散会时扬起巴掌喊:“道他娘的歉?现在共产党讨好国民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你们看吧,以后有戏唱的!”

  其他头头只当没听见。

  王副县长依计行事,把有关建议转达给余先生,不料余先生断然拒绝。他对其他的事情都好说话,比如县里希望他投资果品罐头厂,这没问题;某部长托他安排自己的子弟到海外留学,那也容易。至于谁想来讨个打火机或讨双尼龙袜,更是小菜一碟,谁要谁就拿去。只有这次会见彭细保,他既已提出,就九头牛也拉不回。他夹着大雪茄的手指已经微微颤抖,只说了一句:

  “他什么时候出来,我就等到什么时候。”

  王副县长暗暗叫苦。

  “他就算死了,我也要挖开坟来看一眼。”

  这话说得更决绝。

  没办法,县里头头们苦着脸又议了两次,只得狠狠心,同意他的要求。安排这次见面之前,副县长把彭细保接到县城,与他谈了一次话。不过后来副县长发现这次谈话完全多余。彭细保根本不记得自己杀人之事,也忘了余家少爷是谁,只说领导要他见谁他就见谁,甚至有一种兴冲冲的劲头,觉得自己的进城特别体面。他大热天呱嗒呱嗒踏一双套鞋,肩头开了花,头发结成块,浑身有股猪潲味,讲几句话就抹一把呼呼噜噜的鼻涕,东张西望,心不在焉。

  副县长觉得这样也好,免了一点紧张。他让对方洗了个澡,还递给对方一支香烟,不知为何心生一丝酸酸的怜悯,似乎眼下不是带他去见客,差不多是狠心将他推出午门斩首。

  副县长拍拍老民兵的肩,领着他来到招待所小楼门前。彭细保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气,额头上冒出密密汗珠,眼中透出莫名的恐惧。副县长再仔细看,发现他如同蒸熟以后又在冰箱里冷冻多时的肉制品,脸上聚一团青光。

  “县长,我,我突然肚子痛……”

  “只见一下就完了。”副县长知道眼下并非去刑场。

  “痛得当不住了,我实在走不动……”

  “活见鬼,到了门口又不去,你要让我失信?你怕我吃了饭没事做,陪着你好耍么?这是政治任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我给你作揖。实在对不起,我现在就要回去……”

  副县长见他跑,气不打一处来,叫人冲上前去,不由分说地扭住他,简直是把他架进楼门,交给屋内的陌生眼光去发落。有一浪空调机的冷气迎面扑来,使彭细保打了个寒颤。前面有几张横蛮的真皮大沙发,因为式样古怪和庞大,吓得彭细保两腿哆嗦。一片猩红色的大地毯在窗外泼进来的强烈日照下,迸射出耀眼的反光,给屋内所有墙壁和天花板都染上了红光。翻腾的红潮甚至注入了室内所有人的瞳孔,个个都红着眼睛。

  根据副县长的安排,今天多了几个陪同人员,包括扮成服务员的便衣警察,以防意外事故。这阵仗也吓坏了彭细保,他看看这边的大个子,看看那边的大个子,双脚已在地上生了根,怎么也没法往前走。

  “这就是余先生,彭细保,你也坐下……”副县长力图制造出缓和的气氛。

  余先生眼睛一亮,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呼的一下从沙发里站起来,走上前来把来人端详,平时总是熄灭的雪茄已反常地点燃。

  彭细保似乎被提醒了,嘿嘿一笑,缩了缩鼻子:“是余同志吧?好久不见了。你老人家还在农业局……”

  显然是认错了人。副县长用手捅一捅他:“余先生这次从香港来……”

  彭细保瞪大眼,领悟了这种纠正。“哎呀,到香港去了呀?我晓得,哪有不晓得之理?余同志是在香港农业局工作是不?上次村里要买尿素,我就说要他们去找余同志。余同志是最肯帮忙的人呵……”说着抹了一把鼻涕。

  “你说什么呢!余先生是有名的爱国华侨和实业家,这次是回家乡来考察经济发展的。”副县长有点不耐烦,“你看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在他们说话之际,在其他陪同人员倒茶和递毛巾之际,余先生一直没有搭腔,但呼吸越来越急促,脸色越来越红亮,额上的青筋明显地暴突和蠕动,眼中两个锐利的光点发出刀尖在太阳下的那种闪光,差一点就要发出嗞嗞嗞的声音。他盯着自己朝思暮想的人,把对方缓缓地从头看到脚,缓缓地又从脚看到头,嗞嗞嗞的目光最后在对方喉结处驻留下来。这当然使副县长一惊:余先生父亲的脑袋,当年想必也是在那个部位与身躯分离的?当年的一件什么利器,也许就是在那里进入的?

  余先生满意地点点头,干笑了一声,突然收笑,又再干笑了一声,有点神志错乱的疯傻模样。他快步移动,甚至有点手忙脚乱,换了一个角度,再换了一个角度,全神贯注打量着对方的颈根,目光突然变得柔软,变得幽静而清澈,波动着一种优美的节奏。似乎他眼下盯着的已不是一条颈根,而是一件心爱的古玩,一朵嫩弱的鲜花,如果目光不慎有失,投注得粗重一点,古玩就会破损,鲜花就会枯萎——而这样的罪过断断乎不可。

  这条颈根是如此珍贵,他得让自己多年的思慕从目光中从容泻出,将目标小心翼翼地触抚,一分分地探索。

  这种柔软的目光让王副县长不寒而栗。

  “余先生,你坐下谈,坐下谈……”副县长有点不知所措。

  富翁好像根本没听见。

  “余先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时候都是形势,形势呀。很多事情是说不清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坐过牢吗?我们好多共产党员的家里,不也是妻离子散吗?哎哎,眼下都向前看吧。来,喝茶喝茶。”

  余先生似乎从梦中被唤醒,定定神,抹了一下脸,丢掉了雪茄,回到了平时那种持重的神态。他对副县长点点头:“好了,谢谢长官。你守信,我也会守信的。罐头厂的项目我一定参与,但水源品质是件大事,今天我们去河里取个水样吧。”

  不待副县长回答,他领先朝门外走去,只是在将要出门的那一瞬,又猛然回头朝彭细保的脸上甩去狠狠的一瞥。

  这一瞥刺得彭细保浑身一震。他总算记起眼前是谁了,发出异样的大叫:“余二,你长得如何这样像你爹呵……”

  余先生的脚步声已在门外远去,愣住了的陪同人员这才反应过来,也跟着一拥而出,把彭细保一个人丢在房间里。

  “余二,当年……当年我也是没办法呀……”

  十多天后,这位富翁从香港汇来巨款,派来专家,果品罐头厂立即破土动工。小城显得比往日更热闹了,有更多的汽车来来往往,扬起车后的尘浪,供两名疯子一边唱戏文一边投射石头或粪块。有人说,这些疯子现在也能唱香港流行歌了。

  1987年5月

  ◇ 最初发表于1987年《钟山》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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