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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

筱月桂和新黛玉，都一口否认曾经见到过这个女人，更不用说认识她。 　　最后，对方律师拿出了他所谓的铁证，是新黛玉、荷珠和这个姓曹的女人都按了手印的卖身契，由一品楼将这个叫荷珠的女人卖给荟玉坊。对方律师要求法庭将此文件作为证据列入，并且由专家检验手印之真实。 　　筱月桂完全没有想到，十八年前竟然会留下这么一份文书，一下子不知如何作答。新黛玉却站起来，矢口否认她曾经按过手印在这样的卖身契上，她说一品楼从来不做绑猪崽贩卖人口的犯法事。 　　新黛玉的话突然提醒了顾大律师，她提出法庭绝对不能承认这份文件为合法证据。如果这种证据可信，有关的买卖双方，触犯了租界刑律，应当立即予以逮捕，进行公诉。本案就成为刑事案件。 　　此言一出，对方语塞，他们没有想到此文件无法被租界法律认可。 　　法官在总结此案时，指出卖身文件非法，不予承认。但事过十八年，追诉期限已过，所以也不作刑事立案。既然《游戏报》没能提出任何有效证据来证明原告筱月桂曾经做过妓女，判决只能为：《游戏报》连续两篇文章犯有诽谤罪。鉴于此案情节恶劣，罚款从严。 　　这位也是留学归来的法官，头戴英国王家法院的假发，穿着黑袍，神色庄严地在中国按英国法主持正义。他当然知道门口轰闹的人群想听什么，舆论界想听什么。 　　法官的判决是否受到“现代意识”舆论与民情的压力？他的心理是什么？我无法知晓，但猜得到一点，文件非法，给了这个法官一个顺从舆论的好理由。 　　筱月桂大获全胜后，立即把所赢三万元赔偿，捐赠给顾瑜音领导的女权事业，而顾瑜音则与筱月桂联名，转赠给以提高劳工妇女地位为宗旨的上海培文女子夜校。可是这笔巨款始终没有全部赔出——《游戏报》因为无法赔出此款，申请破产，全部资产拍卖，力雄银行以一万五千元收购，重新出版《新游戏报》。 　　这整个庭审过程，成为1926年九月上海乃至全国市民津津乐道的大新闻。 　　在法庭胜利的那个晚上，筱月桂和余其扬在王宝和酒家，吃专从阳澄湖选来的蟹，喝店家自酿的陈年黄酒。余其扬说：“你知道‘筱案后援会’是谁组织的？” 　　筱月桂说：“这点事情，还能瞒得过我？我早就想到了，只是看你会不会想到，应该如何支持我。果然我们都还是明白人！” 　　两个人高兴之余，酒后狂言。筱月桂说，她听到有人从漠北戈壁来，跟她说，那里的蒙古牧民，都知道上海有个女人，唱的好歌，当了司令。他们很想邀请这个女司令到草原赛歌会上一试身手。 　　余其扬说，他知道的情况更有趣：陕甘袍哥，派人到上海询问，上海洪门立幼童为山主，由其母筱月桂垂帘听政，是否有其事？ 　　筱月桂听了这故事，脸上依然笑开颜，心却沉了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永是好事。那天夜里，两人躺在床上后，未能尽兴。 　　那些在报道中用词不慎煽风点火的报纸，一个个来向筱月桂道歉，问她会不会追诉他们。筱月桂只是说：“你们从此好好报道我，我就不提此事。” 　　她知道她的个人历史，多刷白漆不会更白，恐怕现在大部分上海人，心里都认为她确实做过婊子。 　　有一点好，现在的城里人像小孩，马上会忘记这件事，注意力又转到别的新鲜事上去。只要报纸用新的筱月桂覆盖旧的筱月桂，那么旧的筱月桂就会消失到历史的迷雾中去。 　　我对筱月桂说：“我是实事求是，不能以你的喜好决定去舍。谁叫我认识你本人？” 　　“不成，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既然认识我，就明白我说一不二。”筱月桂行事作风一如当年。 　　我和她约见，在一个酒吧，今日的当年的上海酒吧，贴着相同的广告，而且门外的霓虹灯一样洋字连篇，光怪陆离。每次我跟筱月桂争论，总好像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我便说：“好好，我让步。我放弃，我们只谈吃喝，不写书了。” 　　过了几天，她却问我：“写得如何，进展顺利吗？” 　　我坦白地说，她的坏事，对我吸引力更大，我的读者想必也如此。她叹了口气，脸有羞色，说：“那你就写吧。” 　　光看她将房事上的兴奋和快乐，那样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就太不像一个正派女人。按今天的标准，都让人皱眉，连见女人必勾引的无行文人们，都要吼骂一声：“身体写作！” 　　不过我感觉到这个女人，早就猜中了我们这个所谓“后现代”社会的一些肮脏秘密。她曾借某个舞台角色之口，唱出过一首打油诗： 　　说我俏， 　　说我丑， 　　说我就是加我寿。 　　讲我好， 　　讲我坏， 　　讲我就是添我财。 　　常荔荔听了哈哈大笑，随口把它翻译成英文： 　　Goodpublicity， 　　Badpublicity， 　　Anypublicity， 　　Isgoodpublicity. 　　筱月桂不承认这首打油诗写的是她自己的想法。如果她真唱的是自己，她就是今天一大批人七十多年前的先知先觉。 　　后来阮玲玉自杀，轰动上海，震骇全国。筱月桂也去送了葬，献了花圈。她对此记忆犹新，不过沉吟片刻，她却对我说：“这个女人，生错了年代，大概自以为是尤三姐！‘人言可畏’？从乞丐不如的地位打出来的人才知道，无人言才可畏，沉默才能杀人！” 　　在与我长聊时，她说得更绝妙：“哪个记者骂我是婊子，我肯定给他一个耳光，而且一定要打出红印，让他可以有证有据去大喊：我被婊子打了耳光！”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会是这么个傻瓜记者，被筱月桂利用了。但既然已经成为筱月桂的好朋友，我当然往好处想这话。那么，再讲一点坏事，可以让我们留在1926年，那一年发生太多的事，待我慢慢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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