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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1 　　1955年我如果信了我舅舅的话去读北京师大（那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师大和浙美两所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我肯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碰得伤筋折骨或者饿死了。舅舅对我学美术大为光火，有几回把我画画的书和工具扔到阴沟里去了。舅舅是匹性情暴烈的马，他死得早是因为他想死。舅舅得的是肺病，这在当时已能治好了，但他不愿配合医生吃药，他把药都从窗户里扔了出去，他说这样了结一生很好。三十年前，他曾很理直气壮地冲他爱慕的一位门第很高的千金说：“我不会自杀，你放一百个心，最多我只是病死。” 　　他死的时候刚满50岁，那年我上大学二年级。 　　舅舅没有结婚，他把我当亲儿子看，对我要求极严。他对我要去浙美读书又气愤又伤心，强迫我把美术学院的录取书交出来。 　　他拿出一副杀人相威逼我把录取书烧掉。他说上北京师大数学系，凭我出生的时候脸上有紫霞之气（鼻子是黑的）的兆头，也许能做个教育部长。“学画画有什么出息？”我说齐白石很受周总理尊敬。舅舅横我一眼，“那只有一个。”我说徐悲鸿也受周总理尊敬。 　　“闭嘴！”他咆哮道，“什么东西不好学？嗯？我问你？”他从我左边走到我右边，又从我右边走到我左边，“学美术造化再大也就是画画，”他小看已极，“那有什么光宗耀祖的？！”我对舅舅一味地要我光宗耀祖心里很不舒服，“你又不是我父亲，你没权管我。”我顿感眼里金星一冒，半边脸火辣辣地，他一个巴掌拍在我脸上。 　　“你这黄眼畜生！”他眼睛充血地说，“你要是我崽，我就一菜刀剁死你！”母亲怕我和舅舅打起来，求和道：“算了，随他去。”舅舅指着我母亲，“你懂个屁！”母亲抽泣起来，拿枕巾捂着脸说：“由他去由他去……”舅舅就一副强盗相瞪着我，形同一只狂怒的猫，“没有志气的东西，你们何家就断送在你身上！看你怎么有脸上黄泉路上去见你的祖宗？！” 　　我死后确实无脸去见爷爷父亲他们，我曾祖父在清朝年间做过湖南的学政（这在省志上是留有大名的），我爷爷在地方上也算个大乡绅，我父亲做过国民党的县长，我家上辈人都或多或少有点头脸，所以我很希望阴间地府还有另一扇门，让我不至于同爷爷，父亲，舅舅碰面。 　　话说回来，倘若舅舅在九泉下获悉中国大陆上发生了场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我想他对我学美术就不会怀恨了，因为就算我遵循了舅舅的旨意上北京师大数学系读书，即便我在1961年没有打成反革命分子去劳改，单凭我这地主出身和特务两顶大帽子，（文化革命中，我所知道的不少在海外有关系的人，尤其是解放前夕跑出去的国民党家属，几乎全被戴上了隐藏的阶级敌人和特务的帽子。）我的日子就会如热锅上的蚂蚁般难熬，若再添上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再一次要说我要感谢美术这门职业。 　　毛主席的光辉直接照耀着何光宗。 　　1968年10月我在长沙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画完“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幅油画像，又被请到省商业局画毛主席胸像，在那里我遇见了尚青青。尚青青当时已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得乌呼哀哉，罪名是叛徒的老婆，她丈夫历史上有污点，被造反派打成叛徒且关黑屋子里反剩我在那儿画毛主席像时，尚的工作就是打扫食堂内外的卫生，抹桌子，扫地和运垃圾等等。我画的那幅毛主席像有半壁大，是我这辈子画的最大的一幅，是打格子放大画的，我常常得退到卖饭菜的窗口观看画面效果，好及时修改。尚总是低着头扫地或抹桌子，不敢看我，脸上是那种麻麻木木的表情，让我极其同情。我在那里画了将近一个月，同她说话只有一次，那是我快要完成这幅毛主席像的前几天，那天下着滂沱大雨，食堂内充满一股油腻腻的猪油气。中午吃饭的人刚走完，尚下身透湿地走了进来，她的裤腿都打湿了，脚上的一双解放鞋还咕唧出水，那可是11月初冬的日子，我一连听见她打了几个喷嚏。 　　“尚青青，”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感情地走上去，她抬起头瞧着我神气像条鱼，我脸顿时血红，声音都哑了，“你回去换双套鞋罗，”我说，“你会病了去。”她看着我，没说话，她又低下头扫地，随后她走出食堂消失在雨雾中。后来的几天她都没有来打扫卫生，她病了，代替她的是个白发老头。后来，我完成了画像，过了两天来拿钱时尚青青又在食堂里抹桌子扫地了。那天上午我去找他们革委会伍主任批条子，伍主任一个饱嗝打给我，“你来得正好，”伍主任严肃地说，“伙计，你的画有点问题。”我想不出会有什么问题，“除非是反革命分子搞的破坏，”我说。伍主任瞟我一眼，“在我们商业局的黑五类里还没有一个不怕人民的铁拳的。”他说，“问题是出在你自己手上。”“不可能。”我说。伍主任霍地起了身，“来，我们去看。”他先我一步出门，我跟着他，一路上又有几个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于是一行人走进了食堂。伍主任对我那幅毛主席像指出的毛病，是我这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因为他忠于得过了分。“你看，毛主席像，应该眉心，鼻子，下巴，领扣和第二粒扣子成一条直线。”他站在毛主席像前指手划脚地说，“你没画直，这是路线问题，伙计。”他是指风纪扣，领扣和第二粒扣子这条线没有对准鼻尖和眉心。我拿出毛主席像给他看，“又不是我没对准，是像上没对准，这我不能随便改。”我说，这时我蓦然又瞅见了尚青青，她望着我们。伍主任的脸挂不住了，“哦哦是这样的。” 　　他感到自己丢了丑。后来他想在钱上面卡我一下，也让我不痛快。 　　“好多钱？”回到他的办公室后他问我。我说：“四百元。”“四百？” 　　他的眼镜都从马脸上掉了下来。他拾起眼镜又说：“没有那高吧？” 　　我瞥了眼墙上的毛主席像，“我是画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在很多地方画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我加重语气说，“还从没碰见过革命造反派在绘制领袖像的报酬上同我讨价还价过！不信你可以去问。” 　　伍主任盯了我良久，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信纸和笔，伏在桌上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幅画像绘制费四百元整。” 　　回到家里，我把四百元钱塞进一只烂纱袜子里，又把袜子塞进旧套鞋里，把套鞋扔在床铺下。“我想那些红卫兵小将总不会怀疑这只烂套鞋里有名堂吧。”我对秋兰说。次日秋兰又把400元钱从套鞋里拿出来，塞进一只废弃了的藕煤炉的夹层里，用煤灰埋住，再把几只烂鞋子烂碗放在炉子上。这笔钱直到1975年才起出来用。当时已不兴画毛主席像了，当时我在工艺美术社画蛋壳画古色古香的花瓶和茶壶，工资是80元一月。这笔钱救了家云一条生命。那年春天家云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打摆子，全身摸起来烫手。我和秋兰急急把女儿抱到三医院，医生说：“要先交200元住院费。”我感到一种茫然，我的工资是80元，秋兰是36元一月，活得还是比较宽松（那个时候生活水平仍很低），但也没有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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