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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我们农场什么人才都有，就缺你这种能画擅写又能唱的人，想你留下来工作。”“我不留下，”我说，“我妈妈和妻子不会同意。” 　　“这你不要担心，我们会去做工作，场领导专门开了个会，决定重新起用你做干部……”“最好莫，”我不想听他说下去而打断他说。 　　杨副场长板起了脸，审犯人样盯紧我，“你出去后是很难找到工作的，你信我的话吗？”“我信！”我不在乎地说，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顺便提一句，我在农场时杨副场长对我很客气，给了我出入自由的方便。他是个正直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几个劳改犯活活打死了。“好人的命总不济，”这是作家老李的话。 　　老李身上有两处枪伤，一处在腰上，那是日本鬼子留下的罪证；一处在下身，那是解放上海时给国民党土兵瞄准打的，那歹毒的一枪干掉了他一粒睾丸。作家老李的脚很大很宽，走路脚步又重，很费鞋子。劳改农场不是制鞋厂，不可能一双又一双地发给他鞋子。一双新鞋常常只能穿十天半月就拿他那两只硕大的脚挤得五马分尸了。冬天里他常常是穿着自打的草鞋挑土，那两只大脚又红又肿，生满冻疮，脓血直流，疼得他龇牙咧嘴，满头是一粒粒黑汗。我常常同情地大笔一挥，多为他画几个“正”字。我在农场的那两个冬天都是修洞庭湖的防汛堤。逢到没有画和标语要写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缩在工棚旁背河风的地方，戴顶冬帽，用围巾围住脖子，手中捏支笔舒舒坦坦地给那些囚犯画“正”字，挑一担土画一横再挑一担画一竖，挑五担就是一个“正”字。这是一件有油水可捞的美差，那些狡猾的犯人总是瞒着场干部往我大衣里塞几包烟或半瓶酒，无非是请我画“正”字时勤奋点。因为场干部规定每人一天必须挑满五十担。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囚室的烟酒都是我提供的。作家老李是个烟鬼，一天要抽包多烟，常常拿着犯人进贡给我的烟不做烟抽，一手夹一根吸着。那些刑事犯也不知是从什么途径弄来的烟酒，总是往我棉大衣里塞，冲我媚笑。顺便说一句，若我信了杨副场长的话留在农场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无疑也给刑事犯们劈开了脑壳。记得一天下午我坐在堤下工棚旁画“正”字，刚起身走前两步（打算把一个犯人塞给我的半瓶酒给老李暖暖身子），身后工棚“轰卤一声巨响，整个工棚倾塌的位置正是刚才我坐的地方。工棚顶上码着五吨水泥，若是我晚离开三秒钟，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将给砸成烂泥巴。作家老李丢下担子跑过来，把他那粗糙的大手放到我肩上，捏了捏我肩头，“你真命大，天老爷有眼，这你应该看出来了。”我瞧着身后倒塌的工棚，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我确实命大。 　　我常常想我活着毫无意义，我画画与他人无关痛痒。我丝毫不能给人快活。我侄儿国荣却能。他在马来西亚有两个大商场和一栋大厦，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都有商场和公司，他养着三千多人，他能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发财，他想要谁当经理就可以提拔谁当经理，他可以让人感激涕零。他脾气不好的时候也可以让人破产。他是马来西亚广达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至高无上的活神。 　　他还只30几岁，活得很够劲。 　　我30几岁却是个疲于奔命的画匠，穿着汽车司机那种蓝工作服，拎着烂油画箱，像个漆匠，到处画毛泽东像，站在脚手架上，一丝不苟地画着，汗水涔涔。话说回来，画毛主席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件最幸福的事，它可以使我大把大把地捞钱。1966·67、68、69、70这5年里，我平均每月的工资少说也有六百元，若是把那些钱存起来，我提前十年就成了“万元户”。但我没法存，因为红卫兵小将和街道上的造反派知道我劳改过，还出身地主，常常对我进行突然袭击。1967年某月的一个寒夜，长沙市二中的红卫兵小将突然包围了我家，刀枪闪晃，破门而入，把我，秋兰和母亲从床上吼起来，命令我们立正站在屋中央，还必须把两手的中指贴紧裤缝。他们翻箱倒柜，把我舅舅遗留下的老式架子床拆开，锯断，看是不是藏有金条。最后他们在厨房里找到了钱。他们因找不到金条，找不到“变天帐”，其中一个家伙发脾气地一脚踹翻了放在碗柜下的一只绿坛子，还极不解恨地一榔头砸在坛肚上，坛子破了，一叠叠拾圆的钞票显了出来。“这你怎么解释？”那位小将大步走拢来，目光如炬地问我。我说这是画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所获的报酬。他们要把我带走，我说：“明天我要去市公安局画毛主席像，你们把我抓走，市公安局的找来，会说你们不是真爱毛主席，市公安局的礼堂里急需要幅毛主席像。”他们迟疑了，他们骂了我几句，要我老老实实好好生生地画毛主席像，然后他们走了，那笔钱当然也带走了，说是没收做活动经费。 　　我记得是4500块钱。 　　我学乖了。我赚了钱就用。我把十块钱当一块钱用。那时候十块钱能使人活上一个月，我却在一天中花掉几十。那几年我的苦恼是怎样把钱用完。我把过作家老李500元钱，还寄给他过500元钱；把过街坊一个拖儿带女的大嫂300元钱，把过另一街坊200元钱。我把过很多人钱，有不少是我瞧着可怜的陌生人。我像大亨二样乐于施舍。那时候画毛主席像钱给少了就意味着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会明白。我画了许许多多幅大型毛主席像，没一幅低于过100元的，最高的达500元一幅。当时人均生活费12元一月就够了，一个学徒的月薪18元，省委书记张平化也只200元一月。我是三个省委书记的收入。我是文化大革命的局外人。那些年凡是我所认识的好人都挨过斗，挨过整，挨过牛皮带抽打。我在那些年除了被红卫兵小将抄过几回家外，一切都很自在。画主席像是我的专长。那个年代街道上常常组织“二十一种人”办学习班，一边把“黑五类”揪到台上批斗，我既属于二十一种人又属于黑五类（我是地主出身兼反革命），按说我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九死一生，那种时刻要自我反省自我交代和检举揭发的学习班可以把人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死去活来的，我却轻易地躲过了。每次居委会主任来通知我学习，我总是借着画毛主席像的由头一走了之，谁也不敢阻挡我去做最神圣的事－－画毛主席像。 　　我要感谢我学的这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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