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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二


  景阳想了想,说:“先不忙报警。就算你报了警,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最要紧的,是弄清楚她为什么会突然离家。她出走前,你们有没有拌过嘴?吵过架?或者发生过别的什么事?老实说,她突然提出辞职,让我十分意外,我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虽然知道她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可这两天我还是一直不停地给她打。”

  端午微微地红了脸。他犹豫了半天,正打算硬着头皮将妻子失踪前后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忽听见景阳道:

  “这样,你回去以后,先把小区的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一下。如果她是带着旅行包出门的,也许问题不大。没准在外面待个几天,散散心,自己就会回来。”

  办公桌上奶白色的电话机响了起来。

  景阳抓起电话,慢条斯理地嗯、嗯了几句,忽然就暴跳起来,对着话筒大声训斥道:“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案子,一概不接!”随后,啪的一声,就撂下了电话。

  “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景阳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道,“等家玉回来之后,你真该带她去做个心理咨询。”

  “你是感觉到,她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吗?”

  “也不一定是精神上。”景阳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问题出在这儿。她当初实在是不该入这个行。干我们这一行的,最重要的是预先就得培养某种超越的心态,不能让自己的感情陷入到具体的事件之中。这玩意儿,你懂的!说到底,就是一个Game而已。”

  “你指的是法律么?”

  “当然。”徐景阳点了点头。

  他看见端午吃惊地瞪着自己,又补充道:“同样是醉酒撞死人,你可援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他死刑,也可以按一般的交通肇事来个判一缓二。从法律的意义上说,有经有权,有常有变。灵活性本来就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我们先撇开司法腐败不谈,法律当中的名堂经很多。一般人完全搞不懂。最简单的例子,你想想,为什么会有坦白从宽这一说?为什么投案自首或高额赔偿能极大地降低罪责?假如我想除掉你,杀人之后在第一时间投案自首,真心或假意地悔罪,加上高额赔偿,基本上就可以免死。而你如果预先掌握了重大的案底,投案后,因揭发而立功,甚至还可以得到一个更短的刑期。从死者的角度看,这当然不公平。可法律并不真正关心公平。

  “我们很可能会误解,认为法律的设定,是以公平和正义为出发点的。家玉不是正规的法律系毕业的,这个弯子,她一直到现在都绕不过来。法律的着眼点,其实是社会管理的效果和相应的成本。自从现代法律诞生以来,它就从来没有带来过真正的公平。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完全一样。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法律的条文本身,而是对它的解释和灵活运用。也可以说,没有这种灵活性,就没有法律。不过,话还是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家玉的情感太纤细了,太脆弱了。她不适合干这一行。直到离职前,她在阅读案卷的时候,还是会流眼泪。这又何必?太多负面的东西压在她心里,像结石一样,化不掉……”

  端午离开的时候,徐景阳客气地将他一直送到电梯口。他嘱咐端午,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端午已经坐在小区的中控室了。他很快就查到了二十八日妻子出门的录像。

  他给徐吉士一连打了两个电话,都是占线的声音。等到他终于拨通了吉士的电话,他乘坐的出租车,已经来到了《鹤浦晚报》的办公大楼前。

  徐吉士满脸怒容,正在办公室里大声地呵斥他年轻的女下属。端午与他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等候。他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翻了翻,又厌烦地扔回了原处。他看见吉士敲打着手里的一摞文件,对那个女孩骂道:

  “‘我好好喜欢’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嗯?你是从哪里学来这种不伦不类的腔调?还有这里,‘谏壁发电厂的这种做法,像极了古语所云的,怎不叫刚刚踏上社会的我们感到纠结?若不限期改正,广大干部群众情何以堪?’你这叫什么他妈的句子,谁能看得懂?你说你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谁能相信呢?嗯?你说古语所云,所云什么呀?我看你是不知所云……”

  端午听他这么说,忍不住笑了起来。

  吉士当上社长,还没两个月,脾气见长不说,在训人方面也很有心得。端午见他骂骂咧咧地把对方训斥了十多分钟,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那个女孩,长得眉清目秀,显得十分单薄,但她并不把领导的盛怒当回事。既不声辩,也看不出有任何紧张。她双手反剪在背后,咬着嘴唇,轻轻地摇摆着身体。为了表示自己认真在听,不时发出娇羞的感叹声:

  拉得很长的“哦”;

  拉得更长的“啊——”

  莺声燕语的“是这样啊!”

  …………

  徐吉士威胁她:“如果再叫我看到这种狗屁不通的文章,你就给老子卷铺盖走人!”女孩只是夸张地吐了吐舌头,挤眉弄眼地向他的上司做着鬼脸。随后,她脚蹬UGG翻毛皮靴,踩着吱吱作响的复合地板,一扭一扭地走了。

  办公室里新添了一批家具。屋子里有一股难闻的漆味。吉士的办公桌上,居然也已经摆出了两面色彩鲜艳的小国旗。

  即便是女孩走后,吉士的一只手仍然叉着腰。原来是昨天晚上去“醉花荫”打网球,不慎闪了腰,并非故意在下属面前摆谱。

  吉士从柜子里拿了两条“黄鹤楼”给他。还有一个印着“抢新一号”字样的铁盒,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我在报社待了七八年,你很少到我的办公室来。”吉士笑道,“可最近的一个月之内,你已经是第二次上门了。有什么事吧?”

  端午向他说了家玉的事。出走。离婚。从单位突然辞职。年前的一系列异常举动。她卖掉了那辆红色的本田轿车。在小区监控录像中出现的画面。

  吉士静静地听他说话,手却没闲着。等电磁炉上的矿泉水烧开,吉士开了一包“红顶山人”,熟练地用竹夹转动着青花瓷的茶杯,为他洗杯沏茶。他的脸上倒没有什么惊异的表情,半天,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小心烫。”

  端午显得有些尴尬。等到把该说的话说完,他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又是很长时间的沉默。

  “会不会去了国外?”吉士让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在腰下塞了一块布垫,眼睛看着天花板。“比方说,她嫁给了一个老外。二十八号离开的那天,是不是有什么人来接她?

  “没有。她是坐着一辆三轮摩的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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