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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我真希望她抽打我,不是用手,而是用皮绳或者木棍,狠狠地抽打我,我在这亲人的抽打中才能得到一点负罪的解脱。

  我天不明就爬起来扫地,而且尽量不扫出声响,以免惊醒正在酣睡的教师。我一天不是三次而是不计次数地给主任和校长打水,接着给所有教师都送水到房间。我打扫了院子,又自动去打扫厕所,教员厕所和学生厕所。我拣来好多烂砖头,把小灶房和走道之间的泥路铺接起来,使教师们下雨天来打饭时不踩泥水。我烧完开水,就拣尚未烧烬的煤渣儿,节约开支。我帮炊事员杨师傅洗菜,涮锅。总之,从天不明爬起来到打过熄灯就寝的铃声,我不使自己有一刻钟的闲歇时间。我想向全校一切人,校长,教导主任,男女教员,学生以及炊事员,用我的不懈的努力,证明我改造的诚心。我的老同学刘校长给我谈过,要认真改造,争取重新做人,我要用诚恳的行为,赎回我的原罪。我渴望重新做为一个人的心情越强烈,我表现出来的改造的心意就越诚恳。我甚至觉得这个六七百名师生的学校里的杂务太少了,不够我表现。

  过了一年,没有人找我谈一谈我改造得怎样了?我有点急,又不敢流露出来。这天,刘建国把我叫到他的房子,对我说:

  “你这一年的表现不错,同志们反映好。”

  我的心扑扑直跳,做人的出头之日到来了吗?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他做出一个感激涕零的笑,却说不出话来。

  “你的行动表现了你的决心。”刘建国说,“可你心里怎么想的呢?你应该向党表示一下。”

  我的心又慌乱了,行动和内心难道不一致吗?我忙说:“什么时候表决心呢?”

  我知道,这个时候,社会上已掀起一个“向党交红心”的运动,学校里早已刷上大红标语了。教师们每天下午开会,向党交心,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只是埋头杂务。刘建国校长让我向党交心,我终于有了一个向全体教师剖白自己的机会。我一夜没有睡好觉,把那个发言稿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错误思想深刻地自我批判,争取早日拿起象征着人的标志的教案本来。

  第二天下午,当我把自己狠狠地批了一通,狠得我痛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确轻松了一下。紧接着是大家的评议,第一个人的发言之后,我就没有眼泪可流了,随之而起的争先恐后的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没有一个人提及我做了许多不属于我做的事。没有一个人说我表现过哪怕是一分的改造的诚意,而是对我说过的那句反党言论——好大喜功的话,重新进行批判,甚至比“鸣放”会上订我“中右”时的气氛还要严厉,火力还要猛烈。有人在分析我的反动言论的根源时,说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纯洁分子,生活作风有问题……

  我彻底垮台了。我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一头就栽倒了。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把自己的罪行看得太轻松了,尤其是把时间的概念完全弄错了。想重新做人,远得看不到头哩!我浑身没有一丝儿劲了。人的绝望,就产生于这种迷茫之中。我坚决自杀!

  打过熄灯铃儿,我插了门,第一件事就是给田芳写信。我拔开毛笔帽儿,在红格白纸上写下一个“芳”字的时候,眼泪就糊住了眼睛。我听见敲门声,慌忙收拾了纸笔,拉开门扣儿,门外站着刘建国校长。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我的“工友室”,坐在一只椅子上,很关切地问:“思想压力很大吧?”

  我抬起头,看见他很诚恳的关切人的脸色,不过,我觉得实际上已经没有压力了。当我一心想通过无休止的劳作来争得重新做人的权利的时候,我的心头压力很沉重;当我从“交红心”会上走回小房子,觉得永远也难得出头之日的时候,就绝望了;绝望了,反倒没有压力了。我苦笑一下,垂下头。

  “同志们的分析,不是完全合乎实际。”刘建国说,“关键是你应该有一个正确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没有抬起头,又苦笑一下,我该怎样做到“无则加勉”这样纯正的心理修养的境界呢?我现在希望他走开,不要跟我谈话。我要处理我急切处理的事,给田芳写信。我应酬说:“我明白。”

  “明白了就好,你明天继续‘向党交红心’。”他说。

  “还……”我猛然扬起头,还没完呀?我只说这就完了,明天还要……我说,“我今天讲了我心里话,明天还讲什么呢?我把自己心里的话都交出来了……”

  “同志们不满意啊!意见很大咧!”他用一种假借的口吻说,“比如你的婚姻问题,好多人议论纷纷,你……”

  “这与我的罪有啥相干呢?”我打断他的话,“我是包办婚姻,婚姻法上规定过的不合理婚姻。我在师范进修时,你完全了解情况,你当时也支持我离婚……”

  “情况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嘛!”刘建国说,“同志们现在认为你不仅政治上反动,生活作风也有问题、看来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生活作风的腐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你应该在明天‘交红心’时,深刻地挖一挖思想根子……”

  “怎么能说成生活作风腐化呢?”我说,“田芳,我和她的关系好,可俺们没有……越轨的行为。再说,田芳也是贫农的女儿,她怎么会将我腐化了!我搞不清了。”

  “你不了解她。”刘建国说,“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也比较轻浮。她向我……我拒绝了!后来,在她入团时,我到她们村里去了解情况,党支部介绍说,她爸旧社会在西安混荡,收拾下一个没来历的女人,有人说是……窑子!”

  我的天啊!田芳的母亲有人说是窑子,田芳被刘建国看成了轻浮的女子,于是就将我腐化成反党的右派了!难道就是要我明天在“交红心”会上这样去揭根子吗?我忽然记起,田芳当着我的面,焚烧刘建国的第五封求爱信的情景,谁更可靠呢?

  刘建国走了以后,我再次插上门,掀开墨盒,拿起毛笔。坚决割断和田芳的关系,越早越快越好。我无出头之日的指望,田芳不能真的等我一辈子。我知道,任何劝解她的道理都无济于事,只会招来她对我的更深的依恋。必须找到最狠毒的恶言秽语,骂她一个狗血喷头,才能遏止她朝我跳动的心。我找不出这样一个词来,我想给她按一个不好的毛病也找不到。我忽然想到刘建国刚才的话,只有他才能想到的话,此刻帮了我的忙,我咬着牙,大约把嘴唇都咬破了,血滴在信纸上,却没有感觉到疼痛,信纸上留下一行罪恶的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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