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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惑惶

  我成了右派。

  详细告诉你我怎么当了右派的细枝末梢意思不大。不过,于今想起来我只觉得我当时太傻了!

  仅仅只是因为一句话,我说了校长一句“好大喜功”的话,却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呀!

  我真是太傻了!那年暑假,县里把小学教师集中在县一中里“鸣放”时,当时报纸上已经对右派进行反击了,我是抱着反击右派的决心去参战的,结果自已被弄成了右派。

  我们学校新提拔的校长,就是我在师范进修时的同班同学刘建国,我俩一同分配到县西的牛王砭小学,他在速成二班当班长时,已经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党员之一。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就转正为正式党员了,第二年就提拔为牛王砭小学的校长。他鼓励我要大鸣大放,要起带头作用。我很信任他,不仅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经他介绍,已经获得通过,正在预备期经受考验,他的话我是完全信赖不惑的。我除了猛烈地反击储安平对新社会的污蔑之外,对改进我们学校的工作也鸣放了一些意见,说校长刘建国有些好大喜功的话,就是那些意见中最尖锐的一条,祸就从此惹下了。

  我现在也搞不清这是不是刘建国对我设下的圈套?他当时鼓励我“鸣放”是十分真诚的,说我们不仅是老同学,而且是在同一个岗位上战斗,应该把珍贵的礼物——意见,直言不讳他讲出来,帮助他改进牛王砭小学的领导工作,这不仅是老同学的关系,而且是对我的重要考验,我信下了。我和他在速成二班进修时,同学们对他在政治上的坚定,工作上的积极表现,没有不佩服的,只是有点好大喜功,这影响了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到牛王魔小学工作以后,尤其是在他当了校长以后的半年中,教师们私下的议论就很明显了,主要还是这一点毛病。我曾经不只一次在和他的闲聊中给他提示过,他也不反感。可是,当我在“鸣放”大会上正式当作一条意见讲出来以后,居然变成了“攻击党的领导”!

  刘建国找我谈话,说他冒着风险替我辩解,领导小组才将我定为“中右”,要是搁在其他人身上,有十个我就会定成十个“极右”了。我没有被发落到农场去劳改,而是仍回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

  我重新回到牛王砭小学的时候,这所我十分喜欢的小学对我来说变得陌生了,我的预备党员被取消了。我也不能再任高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而是代一些“地理”、“自然常识”之类的副课。没有多久,任何课也不能带了,让我打铃,烧开水,扫院子,完全变成工友了。

  世界上的许多事,都是第一次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三五次以至数年累月以后,就习以为常了。我第一次牵着麻绳撞击吊在学校院中那棵槐树上的铜铃的时候,看着一个个男女教师走出办公室,端着教案和粉笔盒走向教室的时候,我想应该立即去自杀!当工友还有一件重要职责,每天给校长和教务主任送三次开水,教员们的开水是自己到开水房里去打。我第一次给校长刘建国送开水的时候,提着水壶,站在门外,又想到了自杀!我硬着头皮推开门,他从办公桌上拧过头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接住我的水壶,说:“我的水……你甭送了!”我的心里感到一种被知的委曲,真想痛哭一场。当我再送去开水的时候,我也自然了,他也自然了,随后就一切都习以为常了,甚至我推开门,放下水壶,直到走出门,他连头都不抬起来。

  小学校设备简陋,没有餐厅。我打过吃饭的铃声,教员们就到小灶房里买了饭,围成一个圆圈,蹲在院子里吃饭。这个时候,是学校里教师们之间最活跃的时刻,一边吃一边聊,尽是各班学生中的洋相和趣闻。我没有勇气再和大家蹲到一起去渡过这轻松愉快的时刻,我总是等那些熟悉的说笑的声音消失以后,才拉开门,端上碗,到小灶房里去吃最后一份饭,好在炊事员杨师傅总不会忘记我。当我端着已经不那么热乎的饭菜走回自己的住屋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应该自杀!

  我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田芳留给我的那件信物。我晚上打过熄灯铃之后,躺在我的小住房里,爬在枕头上,就摸出那个绣扎着那句动人心魄的古词的白布,眼泪就涌流出来,滴在那两颗重迭着偎依着的心的图案上。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县一中的“鸣放”会期间,那是我们毕业以后的又一次难得相聚的机会。后来,当我被宣布为“中右”时,她的惊恐并不在我之下。那天晚上,我被监护着,无法与她相会。我想立即向她诉叙这一切变化的由来,心情十分迫切,却不能单独自由来去了。直到“鸣放”会结束那天,她来到我们小组住宿的地方,帮助我捆被子、却不说话,我看见一滴一滴的泪水滴在捆扎被子的白色线绳上。捆完之后,我没有勇气看她一眼,低着头,懊丧地等待她开口。她没有告别,就走了,当我抬起头来,只看见她闪出门口时的一个背影。

  当我回到学校,打开被子,发现有一张小纸条:

  我真想打你……你太叫人想不到了!

  我永远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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