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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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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分光分净了。”景藩老汉说，“你们蔬菜队不分吧？” “喝！”何永槐端起酒，招待景藩老汉，“原先说蔬菜队不分，现时也保不住。” “蔬菜队分了地，社员保准不给国家蔬菜公司交菜，差价太大嘛！”景藩老汉问，“工人和干部，都得上自由市场买菜了……” “爱上哪儿买上哪儿买去！”何永槐不屑一顾地说，“我盼着分地哪！都他娘的分了，省得我劳神了。” 景藩老汉呷着酒，瞧着何永槐烦恼的神气，心里说，甭看他嘴里说得那么不在乎，其实他比自己更想不通，不过是赌气话罢了。 “分了地，分了耕畜，还要咱们这号干部做啥？”景藩老汉说，“各家各户种庄稼，干部没事干了。” “抓计划生育嘛……哈哈哈！”何永槐嘲笑似地说，“只剩下这一项工作了……” 景藩老汉也笑了。 “你听没听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社员有了钱，干部丢特权’。”何永槐念着他听到的顺口溜，悻悻地说，“当初为办农业社，咱把心操尽了；而今倒好，分地分牛……”他说着，又灌下一杯酒，手在桌上一拍，“广播上说干部不愿意分地，是怕劳动，尽说的屁话！我要是分得几亩地，让他看看，看我种得出何家营的头一份好菜……” 酒逢知己，话更投机。景藩老汉觉得心里畅快——何永槐把他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他虽然这样想，但嘴里不敢说。公社王书记在传达县委关于搞好责任制的文件精神时，批评过永槐刚才念的那几句流传在乡村里的顺口溜，再三解释责任制和单干的本质区别。老汉服从纪律，把自己的“不一致”的看法藏在心里，决不在公开场合乱说乱道。如今何永槐毫无顾忌地说着对实行责任制的“不一致性儿”的话，景藩老汉听得痛快。 两个“老土改”喝着，对正在贯彻的责任制的农业政策发牢骚……一瓶“雁塔大曲”揭底了。 这个时候——一九八一年初夏时节，渭河平原的农村里，“责任制”这个新名词，正如当年的“农业社”这个名词一样，在庄稼人的嘴里热烈而新奇地叫响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纯粹靠土地生活的社员，还有儿子或丈夫在国家机关、工厂工作的农村家属……都在讨论会上，地头场间，街巷屋院，热烈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满意的和不大满意的，高兴的和担忧的，喝彩的和叫骂的，种种听来都似乎理直气壮的意见，汇成一股喧闹的声浪，在乡村里涌流…… 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和蔬菜专业队何家营党支书何永槐，两人在摆着烧酒和猪头肉盘子的大方桌上的谈话，还在继续着。景藩老汉听到了合心合拍的话，憋在胸膛里的优烦顿然宽舒了。何永槐又提出一瓶“灞陵”酒来，说他们以后也许见面的机会不会象以往那样频繁，难得痛饮一场。景藩老汉也不执意要走，给儿子马驹要办的手续业已办妥，心地踏实了。 “叫娃快走！”听完景藩老汉的描述，何永槐大声说，“开汽车挣工资，跟谁不犯一句唠叨，多好的事嘛！何必要当那个队长呢？” “人家还想在三队成一番气候哩！”景藩老汉嘴一撇，嘲笑说，“那小子不知深浅……” “哈哈哈……”何永槐大笑，“你把你三十年喝的酸辣汤，让他尝一尝，他就灵醒了！” 景藩老汉和老朋友何永槐，大声嘲笑着儿子的愚蠢行动，现在还想在农村大干一番事业，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老汉喝得尽兴，谈得畅快，苍茫暮色里，告辞回家来了。 和老朋友何永槐一席畅谈，景藩老汉愈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必须尽快地跳出冯家滩这个泥沼。进门来一眼瞅见马驹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难以相信老伴的话。现在，公社的章子盖到合同上了，老汉给德宽和牛娃分别打过招呼了，一切可能成为障碍的因素全都排除掉了，只等儿子明天带上介绍信到县饮食公司去报到了。但他看出了儿子的心病。为了彻底打消儿子还想在三队干什么事业的愚蠢想法，他从里屋走到前院，站在儿子对面，直截了当地说：“马驹，手续办完了，你明天就去找你安国叔。” 马驹一扬头，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就提醒父亲，儿子脚上负了伤，他还拿不定主意哩！ “迟去一天半天问题不大，只要你主意拿定。”景藩问过儿子的伤情，直逼着问，“你实说，你的主意定下没有？” “定下了。”马驹说，“昨晚跟你说过了……” “你的主意没拿定。”景藩老汉仍然盯着儿子的眼睛，把潜藏在心里的危险索性揭破，“我能看出来，你三心二意。” “我……没有。”马驹口里支吾说。 “你心里有啥为难事，尽管说。”景藩看着儿子支支吾吾的神色，料定自己把儿子的病根抓准了。他坐下来，点燃烟锅，把儿子心里正在思量着的事，全盘端出来，“你怕德宽和牛娃说你不守信用，你们仨击过掌；你撂不下三队的工作，几件大事刚刚拉开摊子；你想着自己是个党员，又是复员军人，想为众人干些好事……我说得对不对？” 父亲这种坦率令人吃惊，马驹抬起头，瞧一眼父亲，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父亲把他心里的矛盾，全都看穿了，端出来摆在当面了。他忽然想，既然如此，认真地谈一谈，也是好的，他诚恳地笑笑，表示默认。 “按说你这些想法，都没错。”景藩老汉看着儿子静默不语，料定自己说准了。他很理智地对儿子说：“共产党员嘛！总应该知道自己姓‘共’，不姓‘私’。” “对，你说得对。”马驹说。 “我在冯家滩讲了几十年大道理，这点子事还翻不清里外吗？嘿呀！岂止是道理，老子一生为公众的事，连自家性命都赔上了……”景藩老汉借着酒兴，痛说起自己的革命历史来，“老子当初办农业社，啥时间睡过一个透觉？农业社办得好不好，你问问村里的老社员就知道了。刚把农业社办得巩固了，上级号召大跃进，逼着我放‘卫星’。一个‘卫星’没放得上天，跌下来把冯家滩农业社的家底砸烂包了。咋办？农业社是咱办下的，‘卫星’也是咱放的，共产党员能跌倒也能再爬起来，我豁出来了——” 这是冯家滩历史上悲壮激昂的一幕。冯景藩急于挽救自己“放卫星”给冯家滩造成的损失，高中毕业生冯志强立志改变家乡的困难局面，两人提出一项改造河滩的大胆计划：修一道大堤，可以从沙滩上夺回三百亩稻地。社员们通过了。开工那开，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冯家滩男女站在村子当中的戏楼前面，听完新任大队长冯志强的讲话，大伙一致拍手欢迎老支书讲讲。冯家滩的庄稼人，对刚刚回到村里的高中毕业生还没有建立起信任。这一仗能不能打胜，沙滩能不能变成稻田，能不能收获黄灿灿的稻谷，以取代大伙肚子里塞得太多的糠皮和野菜，大伙想听听冯景藩的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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