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疼痛中奔跑(21)_汪洋

二一

　　桑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地区台，可说是此台的元老，什么重大晚会或是重要节目都是他冲锋在前，任何在央视播出或是在全国获奖的片子都出自他手，所以，当时我毫不怀疑他是否过于高估了自己，也不怀疑我的才华与桑相比，无异于萤火之光与日月争辉。可是，考上电视台已经快1年，我想当一名节目主持人都快想疯了，连梦里都在化妆出镜，走路都在念念有词，练习吐字发声。此时，我不知是该为顾全地区台的“大局”而牺牲“小我”，还是该为了一己私欲，做一次“小人”？

　　仿如哈姆雷特王子所说：生，或死？这是一个问题！19岁的我，亦惶惶地左右为难。

　　桑步步紧逼，连母亲都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彷徨不定。因为在她固有的传统观念里，每每以牺牲自己成全他人为美德。我几乎又要举手投降，要撕碎了心去成全桑。

　　表哥碰巧回到此地。他听说此事，啼笑皆非，说：“什么，你去市台工作会影响他的声誉？岂有此理！他一个大男人，竟然要以牺牲自己女朋友的前程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所谓‘清白’，这实在是莫名其妙，太有损他自己的形象了。”

　　他不由分说，拉起我就去市台报到。桑竟也无可奈何。

　　这是我与桑长达10年的“斗争”中唯一取胜的一次。还是在表哥强有力的支持下，身不由己完成的。所以，难怪母亲对于男性那么崇拜，只有两个女人的家真的是不行。没有男人撑腰就会受人欺负，何况又是我们这种受孔夫子的封建礼仪“毒害”颇深的家庭，总谨记“温良恭俭让”，性情善良而懦弱，必须要有一个强悍的男性的力量来旋转乾坤。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市台。

　　与老齐相反，白台对我颇为赏识。因为我简历上写了曾发表过几十篇文章，白台不单让我独立负责一档《影视歌曲欣赏》的撰稿、主持及后期制作，还担任了一档《老年朋友》专题节目的编导。我所在的文艺部有十几个人，一共就这两档节目，我这个19岁的新兵一个人就承担了3/4的工作量。

　　第一次图像出来，白台亲自跑到机房来看，然后，他说：“你，将让整个凤凰城的观众为你震惊。”

　　桑对于我，一直都十分担心。在他的概念里，四周都是对我虎视眈眈的眼睛，只要我离开他的视线，就有被人抢走的危险。所以每次我离开他去到别处，他看我的眼神都犹如看到羊入虎口。为了防止我有个什么“闪失”，他一直把我看得很紧，步步为营。只要我离开他

　　几分钟，他便会惊慌，便会疯狂地四处寻找我。我从来不可能安安静静地在外面呆上1个小时。

　　而我，亦是一个对感情不懂得节约使用的人，不懂得亲疏有度，只盼望亲密无间。我喜欢时时有人陪，喜欢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

　　所以，从认识他到现在，我们天天粘在一起，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如今，我到了在他眼里如同“污秽的大染缸”的电视台，他更是疑神疑鬼，唯恐我被谁“看上”，有个什么“意外”。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坚持着每天到单位接我下班，忠心耿耿地充当着我的“保护神”，以杜绝一切狂蜂浪蝶打我主意的可能。我除了上班，所有的时间都贡献给了他，甚至没有和同事外出吃过一次饭，没有过一次私下的接触。就连过去的好友也几乎一一断绝了来往。因为桑素来没有真正可以聊天谈心的朋友，只有几个喝酒打牌的酒肉朋友，此时为了“笼络”住我，他暂时告别了“赌坛”，天天“看”着我。他说：“我除了你就再没有一个朋友，你为何要有朋友？这是不公平的。”

　　桑时时刻刻“看”着我，这解释成为“爱”也无不可。我亦因为有人爱自己爱得如此痴狂而满足，便也竭力迎合他。岂料此后他紧紧地把我攥在手心，越捏越紧，以至伤痕累累仍不愿放手松开。就像母猫，因为太爱自己的孩子，怕被人偷了抢了去，不知哪里才无人窥视，哪里才最安全，最后只有把小猫吞进肚里。

　　多年以后，我终于不再感觉他对我的管束是“爱”，我感到了束缚和痛苦。我开始渴望自由，就如当初渴望着“拥有”。以至于到了后来，我把与他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分开都视之为巨大的幸福。不管是他出差还是我出门，我都如同出笼的鸟儿，轻松舒展，恨不能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飞。

　　物极必反！

　　就像小时候喜欢公园的旋转木马，每每暗自幻想：要不是坐上3分钟就被赶下来，而是稳当地一直坐下去，想坐多久坐多久，那该有多好。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我一口气坐了20回。当我从木马上下来，我头昏，目眩，大口地呕吐。我趴在草地上，像一只气息奄奄的小狗。从此，一看见旋转木马就头晕、恶心。

　　这就是不懂得节制的恶果。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说，爱也是一种能力，一种需要通过学习来掌握的技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爱的能力，爱而不会爱所酿就的悲剧最让人扼腕叹息。

　　不管如何，刚工作那段时间，我们的感情还是颇为稳定，我每天都随他回家吃午饭，晚上去我家。

　　桑的母亲偶尔会过来。她是一个相貌端正，颇具风韵的中年妇人。说起来，她也算大家闺秀，其父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精通几门外语，供职于一家外国银行。其母是香港某银行家的千金。她的童年和少年在美丽的哈尔滨度过，住的是带花园的洋房，地面是打了蜡的木地板，邻居都是外国人。她几岁就随父亲飞机来，飞机往，每天晚上都吃着巧克力睡觉。后来，她的父亲在运动中被打倒，贬到了凤凰城，做了当地银行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所以，凤凰城于她而言是“流放之地”。她在此生活了几十年，始终不能适应当地，每到淫雨霏霏的冬季，看着窗外漂浮的细密的雨丝，她就会幽幽地叹息，这样的天气，真让人绝望到想死。她从不会说凤凰城的当地方言，而坚持说一口不甚标准的普通话。她固执地保持着爱打扮和化妆的习惯，时常在家里为自己准备一些精致的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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