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疼痛中奔跑(17)_汪洋

一七

　　我哑然。冬夜的风，如此凄清，我走在大街上，感觉彻骨地寒冷。好像有什么错了，全都错了，可我却说不出理由。桑的言辞有何不对吗？似乎没有。他的说法正符合媒体上宣传的大公无私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我能指责他什么？

　　当然，当时台长一手遮天，在选择主持人的事情上，桑其实是做不了主的。但他的态度，还是让我感觉遥远而陌生。

　　节目开播了，主持人不是我。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屏幕上的主持人谈笑风生，不由心如刀绞。那本该是属于我的位置。

　　如此可笑的悖论，我因为桑对我的提携和关照而走近了他，以为爱上他就是爱上了“电视”。没想到，正是因为与他的走近，我失去了所有的机会。如果说我与他的走近包含了不良功利的目的和动机，我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节目没得做了。我这个所谓的“节目主持人”也就毫无意义。桑谆谆教诲我，其实我并不适合做一个主持人。我胖，不适宜上镜，我嗓音嘶哑，不能入话筒，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我气愤地与之辩驳：“我不胖，我一米六五，才90多斤，你自己说过，在所有考取的节目主持人中，我的形象是最好的！我的嗓音也并不嘶哑，在学校里，音乐老师都说我是‘金嗓子’。普通话不标准，我可以学，我可以学会把每一个字发得字正腔圆！”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这样与桑争吵。我说自己条件优越，他说我朽木不可雕，我一一列举自己的优点，他反驳说我容颜平庸，一无是处……乃至到了我已经成为凤凰城最红的主持人，我通过当时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面试，被四川省台、被央视录取，我们仍坚持各自的观点，谁也不能说服谁。

　　他对我说：“其实你并不适合做抛头露面的‘大众情人’工作，你就适合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每天面对电脑和墙壁。”

　　母亲眼看着我主持人做不了了，相信了桑关于我“不适合做主持人”的说法。她劝告我不要太“好高骛远”，我这么一个平凡的高中生，要面对现实，脚踏实地，老老实实找一份“正式的工作”才是正经事。

　　于是，我参加了全市统一的招工考试。

　　放榜后，我被录取了。当时有很多的单位可供选择。按照中国的国情，此时我们应该托熟人，找关系，分配到一个好单位，一劳永逸。

　　可是，我清高又迂腐的知识分子母亲不懂得这一套。她天真地幻想，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我又有很多的特长，我就应该被“慧眼识珠”，分配到一个很好的单位。

　　我们母女稳坐家中，静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

　　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到公共汽车公司。这是当时的单位里最差的一个。我和母亲傻眼了。

　　我不去！我不可以想象自己将在公共汽车上蹉跎一生。母亲说：“好歹是个正式工作呀。有了正式工作，单位就会管你一辈子。”母亲这一代的人，总是虔诚地迷信着“单位”，总相信进了单位就进了“保险箱”，一辈子就有“依靠”了。她没有想到，数年后，许多大型国营单位纷纷土崩瓦解，数万工人集体下岗失业。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这世上，除了自己努力奋斗，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依附的。

　　我去了公共汽车公司。

　　看到杂乱无章的大操场，四处是泥泞油污的破旧的办公室，我的心境荒凉得如同这初冬的天气，淫雨霏霏，阴霾密布。

　　填写报到表时，我在“特长”一栏里赌气似的填上写作获过什么奖，唱歌获过什么奖，

　　朗诵、演讲获过什么奖以及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过哪些文章……林林总总一大堆，长得连表格都填不下了。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看过表格，吃惊地抬起头来，大惑不解地问道：“这么有才华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干吗？”

　　我一听，委屈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分配工种时，并没有因为我有众多特长而优待我，我仍被分配做一个售票员。周围几位大妈安慰我说：“没关系，像你个子这么高，今后肯定可以升为司机的。”

　　升为司机？这就是我有可能争取到的最佳前程？我难以想象，一个一向被视为有艺术天赋的少女，成天“轰隆轰隆”地开着大汽车，在凤凰城那单调的几条大马路上机械地来来回回，无谓地辗转一生。事实上我眼睛不好，升为司机也不过是一种奢望。

　　心不甘，情不愿，却无可奈何。我拿起售票夹，开始了我的售票生涯。我坚决拒穿公司发的售票的小围裙和袖套。我无法接受自己扎上围裙时那庸俗的“小工人”形象。这是我唯一可以选择的坚持与拒绝。

　　我跳上了公共汽车。

　　我发现自己并不出众。

　　在拥挤而喧嚣的人群里，并没有人注意到我是一个美貌而富于才情的少女。人们的脸疲惫而麻木，眼睛盯着我手里的票夹，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脸上停留过一秒。我发现，我有“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的特性。我后来去到四川台考节目主持人，主考官告诉我，在报考的一千多人中，我的形象是最好的。乃至后来到了以“美女如云”著称的原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电视台，我的形象仍然是靓丽的、出众的。可是，在公共汽车上，我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售票员，毫无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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