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本色(9)_何天爵

19世纪晚期的北京怪谈（1）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直由通过各级科举考试的文人（literary graduate）组成，喜欢辩论。他们拥有自己的逻辑系统，他们的结论往往建立在我们有时看起来是古怪的甚至是荒唐的基础之上。士大夫们思路严谨，能够迅速抓住对手逻辑中的瑕疵，大加利用。他们完全遵照于儒家先贤的著作，不折不扣地执行。多数情况下，士大夫之间的辩论总是能达到大家都大致满意的程度。因为他们对热点讨论的话题和原则都有着相同的认识基础。正是因为这一特性，士大夫之间的谈论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可以告诉我们这些文人和绅士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是如何漠视已经确定的普遍原则的，他们多大程度上迷信书本。

　　我认识一位中国著名的学者，他在朝廷支持下享有很高的地位。这位大学者奇怪地宣称狐狸神通广大，能够按照它自己的意愿随意转变人型。我为此与他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的争论。我们就这一诡异而滑稽的话题经过了长时间的辨证，但是我们最后谁都说服不了对方。正当大家都精疲力竭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兼敌人突然说：“好吧，我告诉你一件发生在北京的真事，看你能如何解释？其实你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非常了解。多年前的一个夜晚，英国公使馆的一名士兵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听到公使馆的院落里有狐狸的叫声。他马上重新穿戴好，抓起来复枪，告诉妻子说自己要去杀死那只狐狸，就出了房间。妻子听到丈夫的来复枪声响起后片刻，就陷入了睡眠之中。当她第二天上午醒来的时候，发现丈夫还没有回到房间里。不一会，两名士兵将自己丈夫的尸体抬进了房间。尸体躺在月桂丛中，脑袋被子弹射穿了。他的来复枪就在他的旁边，但是却丝毫没有狐狸的痕迹。现在，你打算怎么解释呢？”我的对手胜利在望似的继续说：“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个士兵在那些月桂中间追逐那只狐狸，眼看就要抓住狐狸了。那只狐狸看到自己就要被抓住了，于是双眼灵光一闪，马上变成了一名男子，从那个可怜当兵的身上夺过来复枪，用他的武器在他的脑袋上开了一枪。之后，狐狸变回了狐狸，迅速跑掉了。这样的事实难道还需要争辩吗？”

　　说完，他得意洋洋，信心十足地笑着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这件事情的确在北京城流传很广，但是我不能同意他的结论。我的回答是，而且回答也只能是惟一的：狐狸变成人，以及之后的行为都不是真的，仅仅是推想而已。我想，那天晚上，那名士兵手脚趴在月桂丛中，悄悄的、匍匐着、接近那只狐狸。但是马虎的他将来复枪潦草地拖在自己的背上，不知道到枪口朝上，而且正对着自己的脑袋。恰巧，一枝月桂枝挂响了扳机。枪走火了。士兵应声倒在了地上，脑袋被子弹打穿了。来复枪就势滑到了身旁。

　　争论就此结束。每人都不能用自己的观点说服对方。这位学者在自然历史方面的知识是稀奇古怪的。但是他依然是一位聪明、敏锐、心胸开阔的政府官员。

　　中国人的客厅和书房都布置得非常精致优雅，尽管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么的舒适。让我们重新回到中国社会对家族女性实行的严格隔离的话题。当客人接近主人家的客厅或者书房的时候，一定就使自己的到来让房间里的人们知道。比如客人可以咳嗽一声，以便房间里的女性有充足的时间在你到来之前回避开。中国家庭普遍重视儿子，对他们引以为豪。客人来访的时候，儿子可以在场。家长们总是轻描淡写地介绍一下儿子，说些“犬子愚钝”，“孺子不可教”之类的客套话。显而易见，这些话只是掩饰家长们的自豪与骄傲的托词而已。如果可能的话，抓住与已为人父的中国人交往的要点，与之建立良好关系的捷径就是去拜访他，当着他的面欣赏、夸奖他的儿子。

　　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国，外国人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都是严格限制在同性之间。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在中国人转变社会交往的观念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顺从于西方的利益、规则、观念之前，这样的情况不会有所改观。但是这样的改变是急不来的，卤莽的激烈的变革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所谓的“国际集会”（international gathering）都是沉闷乏味，极其无聊的。从社会学角度看，它们缺乏只有女性参与才能带来的优雅、柔美、机智、灵动等美感。人们还需要以极大的耐性和充满哲学的思考去容忍它们的存在。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希望这些现象不要长期存在，不要总是让这些现象长期为我们的宴会和交谈添加令人捧腹，招人厌烦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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