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关系(54)_杨景标

五十四

　　四

　　有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人要变动才能生存，人类似乎就是一个迁徙的物种，这也充分反映了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习性。据说我的祖先曾是吴越百姓，后来辗转来到中原，世居河北，到了我祖父那一代又去了东北，而轮到我这一支又来了北京。我的子孙后代是不是从此就扎根这皇城根下了呢？我还不敢下这样的结论。

　　我是还不敢肯定自己，人生总是充满了变数。

　　我从偏远的小城挪到省城，又从省城挪到了首都北京，期间虽也遍尝周折坎坷，悲欢离合，但总的来看，我还是在进步，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这似乎也印证了"人挪活"的朴素真理。家乡自不必说，平心而论，在感情上，对于省城和北京这两个第二故乡，我更偏重省城。可以说两年来我已和首都人民一起溶入了生活的洪流，但不知为什么，北京却总有一面让我感觉陌生，每当看到那冲天林立的高楼大厦，和那往来穿梭的车水马龙，我就会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异乡人。

　　而省城不同。我毕竟在那儿生活了六年，何况还是我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从青春期到释放期的托身之所，我在那儿历练，成长，成熟；我在那恋爱，失恋，放纵。我对曾踩踏过的那些大街小巷的一草一木都很留恋，虽然我现在已感受不到它们弥漫着世俗味道的气息；我对曾一起对酒当歌的那些深的浅的朋友仍然怀念，尽管有的已经好久都不联系，时间和距离无疑已冲刷掉了抹在我们友情上的那层浓汁。不可否认，省城的一切一直存活在我美好的记忆中。

　　一周之前，我曾给省城几个要好的朋友打电话，告知了他们我一月三十日在省城举行婚礼的消息，他们的语气都表现得喜悦兴奋，但隔着电话线我也能感觉得到，已经生份了。他们分别是省法制报记者刘大军、某段铁路警察张兵、某行业杂志记者刘进，再加上原晚报记者徐冬，我们曾是一个快乐的圈子。我是最后打给刘大军电话的，按理我应该先打给他，相对而言，在朋友中，除了徐冬我们的关系最近，可我一看见他那十一位数的手机话号码就手怯，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心理作用在作怪。

　　我不是坏人，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某种意义上讲，我也不是什么好人。还是在省城时，有一次几个哥们儿一起去一个海岛玩，那天的篝火晚餐，几个人都喝醉了，惟有我和刘大军的前妻聂云还保持着清醒，于是那个夜晚，在海边那张晾晒的破鱼网上，不应该发生的一幕发生了。我们仅有那一次。后来刘大军和聂云离了婚，聂云就离开了省城，他们离婚当然不是因为我。再后来，我离开省城来了北京，没想到又遇到了在秀水做生意的聂云，本就有一夜之缘，她和刘大军又离了婚，而且是他乡邂逅，旧情重温，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禁忌了。

　　我与聂云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直到我和黄鹂登了记又返回北京后，才算两清。当然黄鹂不知情，就象一些事情我没问她一样，她也从来没问过我，我们在一起后，聂云和我确实没再联系过。而刘大军到现在也还不知晓。欲望和情感的事往往难说清楚，我也许可以找个借口和理由安慰自己，但却做不到，我内心总充满着愧疚和自责。刘大军现在混得不错，我离开省城的第二年他就一边做记者，一边创立了一家模特舞蹈培训学校，和聂云离婚后虽一直保持着单身，但据说他每天开着宝马车闲逛，被他泡的女孩也能办个班儿了。

　　一月二十九日一大早，我们就从北京出发开赴省城了，因为前一天的教堂婚礼搞得我们很疲惫，我眼睛还睁不开呢，就被黄鹂硬生生拽了起来，我看黄鹂也满脸倦容，但兴奋指数显然更高，真搞不懂？婚礼对女人来说就那么重要？我和黄鹂坐了她父母那辆车子，我父母搭乘了省城电业局驻京办主任的那辆车，黄鹂的父亲还是省城电业局局长时，他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我们在京的婚礼他就参加了，却还要参加我们在省城的婚礼，看样子与黄鹂父亲的关系确实很铁。两辆车一前一后还在高速上，刘大军就给我打了手机。

　　刘大军问我到哪儿了，然后又问我几点能到，我说大约晚五点左右吧，他就说饭店的房间都订好了，哥几个想先为我和黄鹂接个风，并补充说主要是想先见见黄鹂，说听徐冬说黄鹂长得跟戴妃似的。我在省城时还没和黄鹂密切往来，他们几个确实都没见着，不过不知道徐冬是否真那样向他们形容过黄鹂，怎么就跟戴安娜扯上关系了呢？黄鹂的鼻梁也不高，眼睛也不蓝，头发也不金黄，骨架也不那么粗壮高大，根本风马牛毫不相及。我知道刘大军在开玩笑呢，却也没理他那根儿胡子。

　　我说："咱晚上能不能别聚了，说实话大军，这两天可把我俩折腾惨了，想好好休息休息，明天还要婚礼，等明天婚礼完事儿，咱们再单聚一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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