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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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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名誉 “还是谈谈你父亲吧。” “刚才你提到了‘名誉’这个词。” 我及时地打断了杜仲的话,并暗示他如何说下去。他已经习惯了我随时打断他,他甚至已经习惯了揣摸着我的思路往下说。 谢局长说“恢复名誉”的时候,我确实想起了父亲,“名誉”是父亲最喜欢用的一个词。父亲死了,这个词好像也死了。我偶尔想起它时,总觉得它灰蒙蒙的,而且藏在深处。其实,我一直不愿正视父亲的死,我总觉得父亲的死和我有关,我总觉得父亲的死不是因为母亲的揭发,也不是因为历史问题和所谓怂恿儿子逃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白了,在我的梦中,父亲的死另有原因,那就是,死于我这个儿子之手! 在蝴蝶谷的10年里,我最常做的一个梦,还是跑,还是没命地向葵花地里跑,这虽然是一个旧梦,内容却是新的。以前,向葵花地里疯跑是因为担心,担心自己会杀了父亲。而现在,则是因为恐惧,是因为谋杀已经完成。 我只身来到城外的坟地。 父亲的坟已经不新了,和伯父、爷爷、奶奶三人的坟,看不出多少区别了。况且我对时间原本是没有概念的,在我眼里,死去10年和死去30年,完全相同,毫无区别。我在蝴蝶谷里待了10年,现在想起来,就像是10天。 站在坟地里,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名誉”二字。我牵挂着父亲的名誉。父亲死了,活不过来了。但是,父亲的名誉应该得到恢复。死者似乎更需要名誉。自古以来的那些文臣武将,活着的时候不小心丢了官掉了头,死了之后追封一个好听的谥号就万事大吉了。我想,我父亲大约也需要一个近似于“谥号”的东西吧。 后来我去过法院,试图找到当年处理父亲时的卷宗。法院有我一个同学,他打开一间房子,让我自己进去找。他事先已经说过,悬,不好找。原因是:一,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的公检法,基本被砸,停止了工作。先是由一个“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构行使职权,后来由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统管公检法工作。10年中的大多数案子,并没有留下档案,红卫兵说杀一个人,自己就杀了,根本用不着立案结案。二,因为办公地点多次搬迁,很多文革前的档案都丢失了,更别说文革时期的卷宗了。但我不死心,还是想亲自找一遍。父亲是一个重视名誉的人,我有责任替父亲争回名誉。 同学打开门就走了,我走进黑咕隆咚的屋子,闻见了一股子防腐药水的味道和一些难以说清的味道。适应了里面的光线后,我看见了很多顶天立地的生锈的大铁柜,架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卷宗。我抽最底下的一大摞子时,把最顶上的一摞子黄色毛边纸震了下来,同时掉在地上的,是一窝老鼠,刚生下的一窝老鼠,身子白嫩嫩的,满地乱跑。它们那种怕光的样子,它们尖细的声音,像针一样刺了我一下,我禁不住就遗出一股子尿来。我不想找了,但我也不想让老同学看见我尿湿了裤子,就只好硬着头皮蹲下来,磨蹭着乱翻起来。我把标有“1967”“1968”字样的卷宗一本一本都看了,没找见“杜益三”三个字,当然更没有“杜仲”二字。但是,其中一个袋子上,竟有“顾婷娥(小天鹅)”的字样,我急忙抽出里面的东西,找见了那份我当年见过的委托书,关于顾婷娥(小天鹅)杀人一案,就这么一份材料。 终究没找到关于父亲的任何说法。这让我有些头疼,有些老虎吃天无处下手。父亲没有失去名誉,那么,我怎么才能帮父亲恢复名誉呢?名誉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或者说,一个像父亲这样普通的普通人的名誉,就算是失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除了自家人还觉得是一件事情,其他人谁会在意呢?这也让我想起了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故事,父亲一辈子把这个故事讲来讲去的,难道不是小题大做吗? “时代”,我还想起了这个词。 父亲常说:“时代不同了,天下太平了,新的时代用足以消化钢铁般的肠胃,把旧时代的恩恩怨怨消化干净了,我们勿须乎计较了!” 我几乎想起了父亲喜欢用的每一个词:太平。时代。恩恩怨怨。消化。勿须乎。那么我也“勿须乎”关心父亲的名誉了。时代永远是大的。人永远是小的。时代总有能力把一切一笔勾销,包括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一点名誉。 让它去吧! 93.钥匙 杜仲对我很好,比以前还好。门上的钥匙,他一个人拿着,谁都不给。杜仲不在,就没人能进来。他不在的时候,任何人,哪怕是大雪和小雨都进不了我的房间。杜仲要是在家,每顿饭都由他亲自送来,再陪着我一起吃。屎和尿,也不让别人动,必须他亲自收拾。每晚上杜仲都和我在一起,整夜整夜地陪着我,给我讲外面的事情。杜仲还买来治麻风病的针和药,每天仔仔细细地给我打针、喂药,清洗伤口,甚至给我洗脚、洗脸,他还保证以后一定要想办法给我植眉,让我重新变得像以前那么漂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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