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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我说：“不过，明天晚上我要上课。” 　　见我不去，小石也不想去了。 　　“我看刘芒那样子，总觉得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你是觉得他另有企图？”科长笑着问。 　　“我一看到他后脑勺上的马尾巴，就想起街上的那些不正经的男人。我总觉得这个刘芒是受我们某个竞争对手的委托，想利用给于姐拍照和请我们两个听音乐会的机会，抓住我们两个年轻，经验不足的弱点，从我们两个身上打听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 　　大家都笑了。 　　“小石，你平时挺喜欢看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吧？”托尼打趣地问。 　　科长也笑着说；“小石，这刘芒我也见过几次，他不像是你说的那种下作的人。你不用太多心。” 　　“不过，我倒觉得小石保持这种警惕性的精神还是值得提倡。”孟姐对科长说：“现在毕竟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商业社会，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由于我们秘书几乎天天都在跟公司的机密打交道，而我们的秘书大多又年轻，社会经验不足，所以很容易被人利用。因此，小石这种职业警惕性是值得提倡的。” 　　孟姐说话总是那样不紧不慢，节奏感非常好。 　　“当然，我们也不能太封闭了，搞得草木皆兵，让人家说我们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像刘芒这样请听音乐会的事，如果喜欢，去听听也没有什么，只要把握好什么是公司的机密就行了。” 　　什么是公司的机密，从字面上来看，很好把握，一切对竞争对手有用的信息都可以称之为公司的机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又不那么好把握。 　　“小石，如果刘芒在听演唱会的时候，问你要姜总家的电话号码，你告不告诉他？” 　　科长突然问小石。 　　“我肯定不告诉他！” 　　小石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你打算用什么理由拒绝呢？” 　　小石有些为难了。如果说自己不知道姜总家的电话，作为秘书肯定是撒谎，让人家觉得你不诚实；如果说姜总家的电话号码是公司的机密，那也未免太勉强了，因为即使从黄页电话簿上查不到，也可以从别的朋友那里打听出来。 　　见小石很为难的样子，孟姐说： 　　“小石，你可以很坦诚地这样回答刘芒，‘对不起，刘总，姜总家的电话号码是他私人的电话，由我告诉您似乎不太合适。’这样刘芒是能理解的。” 　　“我还是不想去听这音乐会。”小石说。 　　“不去多可惜，这票好几百块钱一张。”科长似乎也心痛起来，“不过，这也给大家在公司保密问题上敲了一次警钟。” 　　“其实，我觉得要防止外人窃取我们公司的机密这事还不难，难的事要防止我们自己在平时的无意识泄密，如公司文件在办公桌上乱放，起草完文件后把底稿往纸篓里一扔，工作笔记本不好好保管。特别是女孩子们喜欢与朋友聊天，说话时可能不太注意，有时还可能喜欢炫耀，说某某老总昨天晚上跟某某公司的老总一起打网球，或者后天老总到什么地方去出差，等等。这些说者无意，可能听者有心，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我们公司领导跟谁打网球或到什么地方出差的信息中，寻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情报，因此，今后大家在这方面要花更多的注意力。” 　　“如果是有业务往来的公司的秘书，与我们成了好朋友，晚上请我们去泡吧，或者唱唱歌，可以吗？”珍妮问科长。 　　“当然可以，不过最好和我们打个招呼。”科长回答说。 　　最后，两张音乐会的票给了艾丽丝。托尼问她准备跟谁一起去，艾丽丝说“这是公司机密。” 　　开飞机的小男孩 　　五月某日 　　过了五一节，阳光就变得是那样的明媚，春风是那样的柔爽，让人感到生活是那样的美好。五一节前，科长让珍妮、玛丽、小石和我四个人利用五一节的假期，参加一个由台湾人举办的“高级秘书研修班”，连续三天。今天是第一天。当我走进挤满了上百人的大教室时，心里有一种重新回到学生时代的亲切感。 　　今天上午是由台湾讲师讲“秘书交流的技巧”。 　　“我们首先来讲‘听’的问题。我问你们，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一生下来，就在听别人说话，所以，就认为‘听’是一种很容易的事？” 　　台湾老师大声地问。 　　“是。”后排有几个男生回答。 　　“不！如果要做到既听‘懂’，又听‘好’，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台湾讲师讲课非常投入，不像我们在学校时老师讲课那么慢条斯理，他说——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电视节目现场随机采访一个六岁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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