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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称帝的吴越钱氏(2)


   吴越的杂税也很繁重,所谓“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收算,就是收税。甚至连西湖捕鱼也要收税,规定必须每日交纳数斤,称之为“使宅鱼”。有些渔民终日劳作,也打不够应交之数,只好花钱到市场买鱼交纳。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只对酒曲实行专卖,而吴越则对酒也实行专卖,与民争利。此外,吴越百姓的徭役也很沉重。有人曾利用夜暗之机,在钱镠府门上大书曰:“没了期,侵早起,抵暮归。”意思是说吴越的徭役没完没了,每天清晨出去服役,直到夜幕降临才能回家。以表示对繁重徭役的不满怨愤情绪。
   在这些重负之下,百姓纷纷破产,贫乏之家,生子不能赡养,或弃于襁褓之时,或卖为奴婢,也有寄养于佛寺道观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载说,吴越统治期间,米粟谷帛之价比旧日上涨了三倍,鸡豚菜茹薪炭之价上涨了五倍,田宅价格上涨了十倍,肥沃良田及其他珍稀之物的价格上涨了数十倍。在这种重负的压榨下,以至于百姓中最贫困的人家也负债累千金。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千百年来,古今不少学者却对吴越钱氏的统治多有溢美之词,说钱镠“自奉节俭”,钱氏子孙能“轻徭薄赋,奖励垦殖”云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钱氏归宋后,世代高官,声誉颇佳,因此宋人自然不便揭其祖上之短。另外,有些钱姓之人写书撰文竭力美化钱氏在吴越的统治,也掩盖了不少事实。当然也有正直学者敢于站出来说真话,可是却引来了一些诽谤之词。

   首先敢于站出来批评钱氏重敛的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他在《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中谴责了钱氏在吴越的严刑酷法、重税盘剥的政策。于是有一个名叫钱世昭的人在其所撰的《钱氏私志》毁谤说:欧阳修早年在钱镠的子孙钱惟演任洛阳留守时,在其手下任推官,曾经对一妓女非常亲昵,然此女却被其上司钱惟演占有,欧阳修因为不能染指,心怀怨恨,后来撰《新五代史》时,便对其祖上进行诽谤,诬其重税盘剥。后来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便采录了钱世昭的这种说法,遂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搞清,只要查一下宋人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欧阳修在洛阳任推官时与钱惟演相处甚欢,两人关系亲密,时常聚会,赋诗游乐,并无交恶之事。欧阳修后来写了一部名曰《归田录》的书,其中涉及到钱惟演的共有三件事,均为宣扬其美德之事,反倒对他书批评钱惟演之事只字未提。如同是宋人所撰的《东坡志林》、《清波杂志》等书,记有钱惟演依附丁谓,毁谤寇准,进贡洛阳之花以求宠等事,《归田录》虽然多记当年洛阳之事,但却对这些事只字未提,并且还对钱氏归宋之举多有褒奖。可见挟私毁谤的是钱氏子孙,而非欧阳修。

   其实记载钱氏重税的典籍还很多,只是撰者没有欧阳修声誉高、名气大,加之《新五代史》又是所谓正史,此说一提出来影响很大,所以钱氏子孙自然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欧阳修。

   需要说明的是,钱氏统治两浙期间,在修筑捍海石塘,兴修水利,发展商业等方面,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方面是应该肯定的。

   钱镠死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三月,其子钱元瓘继位。数年后,钱氏家族内部发生了兄弟阋墙之事,钱元瓘杀死了其兄弟钱元球、钱元珦。

   之所以会发生钱氏骨肉相残的悲剧,还得从吴越国的政治格局说起。钱镠生前鉴于国内曾发生过部下将领主导的军事政变,因而对这些人很不放心,所以命其诸子分任各地军政长官,其中元球、元珦二人因为数次立有军功,钱镠遂授与他们兵权,让他们掌握一定数量的军队。钱镠死后,元球任土客马步军都指挥使、静江节度使、兼中书令,恃恩骄横,私增兵仗数千。面对这种情况,钱元瓘当然不能听之任之,派人劝其上交兵仗,并出任温州地方长官。元球不从。这时有人告元球派亲信向神祷告,求为吴越国王,又派人携带蜡丸与元珦密谋。天福二年(937年)三月,钱元瓘命使者召二人宴于宫中,其左右称元球有利刃藏在袖内,将元球、元珦同时杀死。这次事变未酿成大的动乱,也未造成重大的损失。

   此后吴越政局再未发生大的变故,钱元瓘死后,其子钱弘佐继立,弘佐死后,其弟弘倧继位。钱弘倧后来被统军使胡进思所废,改立钱弘佐的另一弟弟钱弘俶继位。北宋先后灭掉南方诸割据政权后,吴越迫于形势,自请归顺。在北宋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吴越是惟一没有经过干戈而归于一统的政权,从而使两浙地区避免了战火的破坏,有利于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吴越从公元893年钱镠任镇海节度使时算起,至公元978年钱弘俶归宋,共历五主,八十四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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