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宴(22)_杜文玉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1）

　　 1士族的衰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等级的国度，所谓门阀士族就是这种社会现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集中体现。要想成为门阀士族，除了要求这些家族的祖先地位显赫，世代高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在家学与礼法方面亦有特异之处，不同于其他家族，所以诗礼传家往往是这类家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门阀士族制度形成于魏晋时期，鼎盛于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经衰落不堪，旧士族已经丧失了由制度所保证的政治、经济特权，然而其崇高社会地位仍程度不同地保持着，社会影响依然存在。一些旧士族赖其家学渊源和文化修养，或者与皇室联姻，继续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得以依附并挤入关中勋贵集团之中，还有一些旧士族则利用科举制度作为进身之阶。这些情况的存在，正好说明门阀制度的崩溃，因为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大族获得政治地位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凭借门阀世资，这一条的丧失，就标志着门阀制度的没落。

　　隋唐两朝的皇室都出身于关陇士族，他们通常也都以门第而自高，而对山东旧士族采取了压抑的政策，唐太宗修《氏族志》就是这个政策的具体体现。隋唐两朝的统治者有意压抑山东旧士族，正好说明他们的社会影响仍然存在。在隋唐时期高门大族凭其门阀世资获取高位的制度虽然不存在了，但人们的门第观念仍然非常强烈，这就是那些旧士族得以继续维持很高社会地位的根本原因。由于门第观念的作祟，社会上婚姻尚阀阅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尽管有唐太宗禁令的存在，一些朝廷大员，如房玄龄、魏徵等，仍然乐于与山东士族联姻。直到唐朝后期，这种风气仍然不衰。唐文宗曾经针对这种现象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可见这些旧士族社会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

　　正因为在唐代仍然存在着浓烈的门第观念，所以先有唐太宗修《氏族志》，后有武则天修《姓氏录》，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凡收入其中的家族则算是士族，否则就不再是士族。想通过官修谱牒的办法，以新士族代替旧士族，从而达到甄别士庶，压抑旧士族的目的。尽管唐朝统治者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士大夫们并不承认，甚至讥讽为“勋格”，但是从唐朝统治者的这些行为看，说明他们的思想中仍然存在浓厚的门第观念，也没有放下想成为高门大族的情结，尤其是出身于庶族的武氏家族，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强烈。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将唐代的统治阶层称之为士族与庶族合流的势官地主阶层，具有较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唐末农民战争，所谓衣冠缙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韦庄诗所说的“天街踏尽公卿骨”，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残馀的势官地主，在朱全忠篡夺唐朝政权的过程中，被彻底扫荡殆尽了。自天祐二年（905年）以来，对所谓门胄高华，以名检自处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所谓“衣冠宿望”，在白马驿事件中，屠戮殆尽。因此，五代十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主要是舞枪弄棒的武夫集团以及听其支配以幕僚为主的文士们，他们是新的一代势官地主，完全不同于唐代的情况，最突出的标志便是这个阶层多出身于社会下层，受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浅，门第观念淡薄。

　　这个时期的帝王与藩镇完全是一体之人，并无根本的差别，全都出身于社会下层。除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出身于沙陀贵族外，后梁太祖朱全忠，出身农家，本人早年为流氓；唐明宗李嗣源、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知远，全都是地位卑下的沙陀军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周太祖郭威，早年穷得衣衫不周，作为黥面皇帝为历史所仅见。十国的统治者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吴国杨行密是走卒出身，吴越钱镠出身农家，本人为无赖，南唐李昪为流浪孤儿，荆南高季昌家奴出身，闽国王潮兄弟世为农家，南汉刘氏可能是岭南蛮族，也有学者说是波斯商人后裔，楚国的马殷则是木工出身。

　　至于其部下将相大臣的出身，与这些帝王们大致相同，虽然有少数进士出身的人物，但他们并非凭门第或科举而位居卿相，而是通过投靠藩镇，充当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为卿相。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赳赳武夫，而士大夫饱受骄兵悍将的凌辱，动辄罹祸，罗隐的《孟浩然墓》诗云：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草萋萋。

　　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深刻地描绘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的真实状况。有人根据新、旧《五代史》列传统计，有传的士人约有一百九十一人，其中幕僚出身的或有过任幕职经历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可见说他们是藩镇的附庸，并非虚言。这些文人或科举出身，或通过入幕而入仕，以门荫入仕者仅有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即使门荫入仕者，也并非全是衣冠缙绅，不少人却是以其父祖的战功而得以恩荫入仕。如果说在唐代士族还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影响的话，至五代十国时期则荡然无存了。

　　学界通常都认为至宋代婚姻不再尚阀阅，其实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如此了。试举数例，即可见其一斑。

　　后唐庄宗为皇子李继岌娶定州节度使王都之女为妻。王都本姓刘，不知其父母为何人。幼年时被巫医李应之在村落得到，收养为子。定州节度使王处直患病，被李应之治愈，遂署其为幕职。当时王处直尚未有子，李应之便把其养子送给王处直为养子，并改名王都。就是这样一个不知来历，且出身下层的人物，庄宗非但没有嫌弃，反而主动提出与其结亲。

　　后晋出帝给皇子石延煦娶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之女为妻，关于后晋石氏的家庭出身前面已经论到了，这里只对赵在礼略述几句。赵在礼，河北涿县人，其曾祖、祖父皆为农户，其父早年在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部下为军士，逐渐升至军使。赵在礼因其父的缘故，先从士卒干起，升至指挥使，通过发动兵变，才至节度使高位。据载，晋出帝之所以愿与赵在礼联姻，是因为赵在礼所到之处聚敛无度，家财巨万，出帝贪其财，才主动与其联姻。后来赵在礼对人说：“我为了此婚，花费已达十万缗。”

　　即使皇帝本人娶妻也不论阀阅，如后梁太祖朱全忠的皇后张氏，为砀山县渠亭里的乡间地主之女，算不上高门大族。关于唐庄宗的皇后刘氏的出身，前面已经论及，她早年被李克用部将袁建丰掠得，献到宫中，为李克用之妻曹氏所爱，教以歌舞技艺。成年后，因为色艺俱佳，为李存勖所喜爱，曹氏遂赐其为妻，李存勖称帝后立为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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