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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充分的理由和父亲打一架

  我出生在一个高原小镇子上,背靠大山面向黄河。要不是每天晚上有几列火车轰轰烈烈地从一万人的睡梦中滑过,我们这里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我们都说着当地的土话,只有三种人说普通话,一是广播电台里的人,二是天津知青,三是蓝绸子。

  在我们石头镇的广场上,有一个高音喇叭,那是我们石头镇最神圣的东西,那里可以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我的父亲,一个电线杆子一样精瘦的男人,常常仰着头支楞着耳朵听广播里的声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父亲开始摇头,他自言自语地说,词汇太贫乏,简直就是不讲理。

  我的父亲是个语文教师。我们住在学校的家属大杂院里。我们家的邻居是一个数学老师,名字叫蓝采和,外号叫代数和。据说他的脚底心终年长着一只鸡眼,他走路总是一摇一晃的。他站在讲台上,两只脚像企鹅一样左右倒腾着,嘴里不停地说代数那个和呀。她的女儿蓝绸子和我同岁,我们生于1963年。我不知道她比我大一点还是我比她大一点,因为她是个捡来的孩子。

  我们这个镇子上的人都住在大杂院里,据说我们学校的家属大杂院里出过一件事。一个男音乐老师晚上从外面回来,走错了门,睡在了邻居家的炕头上,我们这个镇子上房子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正面一盘火炕,门后一个水缸,并且晚上睡觉都不插门,如果睡觉插门了,就有人举报你家装了敌台。早上邻居家的女主人发现炕头上有个别人家的男人,就尖叫起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一家有一个十几岁的闺女。于是这个音乐老师被当成流氓犯游街。他走在大街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唱着一首陕西民歌“大红果果剥皮皮,人家都说我和你。其实咱俩没关系,好人担了个赖名誉”。后来我们的大杂院垒起了半人高的土墙,表示分界。正好,女人们弯着腰撅着腚胳膊拄在墙头上说东家道西家。我们石头镇上的女人倒腾是非的开场白是,哎呀失笑死我了。放学回来我会看见一个个的屁股笑得抖动起来。我们这个地方是黄河灌区,盛产小麦。女人的屁股们个个大如一袋子面粉,结实得像一块压菜的石头。

  只有我的母亲瘦的像只皮影。

  十岁的那个冬天,母亲给我做了一双灯芯绒高筒棉靴子,鞋样子是从一个天津知青那里取来的,所以看上去像买的一样。我的母亲是个清瘦的女人,身体薄得像一张牛皮纸。她的手又细又小,每一根指头都是透明的。蓝绸子的母亲正好相反,结实得像一堵土墙,碰一下能把人弹回来。声如洪钟,她中气十足地笑一声,绕梁三日。有一个天津知青到蓝绸子家串门儿,穿着一双灯芯绒高筒绵靴子。我母亲托蓝绸子的母亲跟那个知青借了高筒棉靴子,取了鞋样子。晚上母亲在灯下做鞋,她把所有做鞋的原料抱在怀里,扯动麻绳时,她咬紧了牙关,纤细的手指被绞得变了形。我的父亲,会一口气背诵《出师表》的一个声音古怪的男人,几次伸过头来催促母亲睡觉。我动静很大地翻了个身,我讨厌我的父亲身体中散发出来的鱼虾一样的味道。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的床头上放着一双崭新的高筒棉靴子。我欢快地叫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就跳进这双靴子里。我推开里屋的门找我的母亲,我看见我的父亲飞速地把被子蒙在了头上。我没看见我的母亲。我关上门,冲着父亲:呸!

  我穿着灯芯绒高筒棉靴子像一只袋鼠奔到学校。我脚步抬得很高地走进教室,希望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大家围着火炉写大字报,一个个摩拳擦掌。我塞到人缝里,坐在火炉旁的凳子上,习惯性地把脚伸在火炉下面烤脚。

  这时一个同学问我秦始皇的秦怎么写,我说过父亲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是我们镇子上有名的秀才,所以我认识的字比一般的孩子多。秦字刚写了一半,我就嗅到了焦糊味儿,我一低头,看到我的灯芯绒高筒棉靴子冒了烟。我跳起来,像牲口那样尥蹶子,同时嚎啕起来。

  这时我的同学史学工从外面劈头盖脸地跑进来说,刘苏子,你和林彪孔老二一样生而知之,你真是个天才,你嚎丧正是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妈死了?

  我把一把鼻涕甩在史学工的脸上说,你妈才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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