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烨摄影作品：晓渡滦河

　　我当年曾和雷烨一起工作了三个月。雷烨一般的个子，书生气很浓，文质彬彬的。人呢，非常和蔼，但是非常活泼。他到延安抗大学习了一年多吧，1938年底，被总政治部吸收参加了记者工作，就编入了这个敌后的采访团。因为他在延安的时候写过一些文章，引起了重视，被任命为总政前线记者团晋察冀组长，派到晋察冀来了，还兼任着《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他在晋察冀利用各种形式、各种场合介绍延安文化运动的形势。还受晋察冀《抗敌报》社长邓拓的委托，写《谈延安文艺工作的发展和现状》等一些文章。他那张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是1939年12月沙飞给他们拍的。不久以后，他又要求到敌后去，就从那儿派到了冀东。当时冀东环境最艰苦，是战争的最前线了。因为冀东跟当时的伪满洲国接壤，再往东就是东北了，等于是华北与东北的交界，这个地方斗争最残酷。他在冀东军区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因为当时冀东干部奇缺，他又自告奋勇担任了组织科科长。不过这些职务没有影响他的记者工作，他一直处在冀东抗日最前线。他做采访跟拍照，既写通讯报道，也拍照片。
　　当时拍照片的人很少啊，因为相机和胶卷那都是非常罕见的物资。雷烨一面参加斗争，一面学习摄影，尽管那时的照像器材十分缺乏，拍摄条件又很恶劣，但他勤奋呀，走到哪里照到哪里，能多照一张就多照一张。1941年1月，日军血洗冀东丰润县潘家峪村，残杀了几千的无辜中国人。雷烨第二天就赶赴现场，他是唯一亲临现场的记者。（1941年1月25日，侵华日军包围了河北丰润县的潘家峪村，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进行了大屠杀，一千二百三十名同胞遇难，其中妇女、儿童有六百五十余人。全村财物被抢劫一空，烧毁的房有一千多间。从1941到1942年，日军对晋察冀各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多达一百七十余次，投入兵力八十三万。——编者注）1941年和1942年里，雷烨随部队转战冀东滦河沿岸和热南伪满边境，拍摄了很多新闻照片。沙飞说，他拍的照片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比起专业的人毫不逊色。
　　伊之：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雷烨写的一篇文稿，关于说潘家峪血案的。潘家峪大惨案第二天，他就到潘家峪现场了，所以那是流着泪写的稿子。在尸骨当中，在遍地是血当中写的稿子。他在文章中描写他亲眼看到的一具具尸骨，“黄昏里，我们在潘家峪向谁告辞呢？”因为潘家峪在场的所有百姓都被屠杀了，一个都不剩。最可贵的是雷烨不仅及时地写出了通讯，而且还拍摄了非常珍贵的照片。现在我们在各大纪念馆看见的“潘家峪血案”的展览照片就是雷烨拍摄的。
　　当时日本人真不是东西啊，我们的一个工人说那场景真是让人痛心，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到一个老乡家里面，看见锅里还烧着火，他揭开锅盖一看，煮着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是我们都认识的保卫部部长的儿子，他的老婆在路上被日本人用刺刀挑开了肚子，肠子都出来了。他回来后很久都缓不过神，后来他跟我说真是没法看啊。当时的形势就是这么严峻。
　　张致祥（原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
　　我当时在晋察冀日报社，邓拓是主编和社长，我是副社长副主编。我只见过雷烨几面，但是他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有些记者尤其是拿着相机的容易有些傲气。但是雷烨这个人太好了，他从晋察冀边区到冀东去经过平西，和我还有肖克一起吃了顿饭。他非常年轻有活力，而且没有丝毫傲气。我还给他讲我们日报社用的石印。每逢敌人扫荡的时候，因为石印非常珍贵啊，没了它就没法出报纸了，就得把石印藏起来。可是石印太大了，藏在哪里好呢，我们的同志非常聪明，就把它放在水里，敌人来了，我们就把石印放入河水里，等到扫荡结束的时候，再把石头从河里头捞出来。我把我们怎么办报的过程告诉他，他也很感兴趣。后来他去边区参加参议会，我们约好再见面的，可是再也没见过。他失约了，因为他牺牲了。
　　1942年冬天的时候，雷烨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带着照相机和所拍摄的材料，从冀东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冀西抗日根据地。他参加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后，就到晋察冀画报社去，准备将自己在冀东所拍的全部底片送交画报社长期保存、使用。当时画报社的社长沙飞一看这些照片就觉得非常好，决定立刻选用这批新闻照片出版，并邀请雷烨留下来协助画报编辑选稿，雷烨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还准备写篇长文对冀东作全面报道，配合照片一同发表。
　　雷烨到我们画报社，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晋察冀画报社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人能在那样山沟沟的地方弄出一份中英文互译的彩色画报。日本人极力在破坏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实行封锁。画报社所需要的一切制作材料都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因为聂荣臻司令员非常重视新闻工作，而沙飞带着一群年轻人创造出了每月五百份的画报奇迹。画报可以深入到战壕里，战士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看见。在北平、保定地区把敌人都震动了，所以画报社成了敌人的眼中钉，成为敌人扫荡的重点对象。
　　1942年、1943年是晋察冀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是天气大旱，粮食没收成。一个人一天四两黑豆，很多工人游击队不发粮食，得自己找吃的。都是年轻小伙子啊，有黑豆也不够吃呀，最后吃草根，摘树叶。那时候正是困难的时候，军区下了训令，不准与民争食，近处的树叶要让给老百姓，部队只能到远的地方找树叶。那时候的战士都是面黄肌瘦的，而且吃黑豆大便不出来，互相用棍子捅，很惨啊。另外一个，1943年的扫荡，是最残酷的，连续三个月。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我们村二十几个人一块参加八路军，现在就我一个独根独苗了。冀州扫荡，那真是过筛子一样，你过不去这个筛子，就死了。那战争的惨烈，没经过那场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惨烈。不是害怕，但是战争太惨烈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真是在灾难中渡过来的。
　　1943年日本人的扫荡到了高峰，画报社只能从阜平搬到平山曹家庄。因为曹家庄地处两个大山沟的一个半山腰里面，大概有三四十户人家，我们考虑到万一敌人扫荡来了，我们还可以把印刷所的各种机器拆了，抱着一些零件往山上爬，放到山洞里面去。虽然我当时是所长，但我也一样啊，跟着他们扛机器大筐什么的，往山上跑。有太大的机器来不及搬的，就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就在沙地啊，把沙子挖下去，把机器大筐埋到里面。再把沙子埋上去，甚至把有些种着的小青苗拔起来，把机器埋到里面，然后把青苗又都再种上，把土弄弄，敌人就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