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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雷烨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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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线头断了,但我心里,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我对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战士,有特殊的感情。我小时候见过很多在我们家乡牺牲的战士,虽然那时我岁数不大,但是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刚上小学,八路军打仗的时候,经常往我们学校里面抬伤员,我亲眼见过的。因为部队打散了,伤员就跟不上了,只能留在村里,那根本就没法治啊。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医生,但是药棉、药布根本就没有的。伤员的血流得太厉害了,那怎么办呢,连个止血的药布都没有的。我们学生就用当时写毛笔字,写大楷小楷的那个纸,有写了字,有没写字的,全部拿来给他们堵血,擦血。擦着擦着伤员可能就死了,我就曾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战士流血过多死了。死了以后,也不知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是哪个部队的,惨得很。当时每个村都有块义地,老百姓叫乱葬岗,就是没主儿的死人就埋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村里有好些士兵埋在这里,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那些可都是年轻人啊,都是豁出去生命的。就像项俊文这样倾家荡产,把自己应该管的弟弟妹妹都不管了,把房子都卖了,去参加革命。如果没有这些人,说不定我们就成了奴隶了,永远成了殖民地了。 我就想继续查,哪怕有一丝的线索,哪怕有一点希望。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无意中就可能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但是给项秀文复信以后,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系过,因为能不能查到,我也没有把握,但我个人没有放弃。 经过分析,我把范围锁定在晋察冀。因为项俊文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到了晋察冀。还有,他中学毕业,而且很爱好文学,很能写,在当时来说就算八路军里面的知识分子。他很可能就不是一般的战士,很可能是搞文书的,或是搞新闻记者这类的,就可能留点痕迹。我就把这个范围之内的档案,图书,报刊,革命回忆录,地方志,地名志,文史资料呀,党史资料,还有报纸上各种回忆录等等,所有我能找到的,全部都看,每一天都在看,一篇不落。像石家庄图书馆、省图书馆、省档案馆,几乎有关这方面的东西我都查遍了。 就这样后来又查了十二年。到了2001年8月份的一天,我偶然在一张旧报纸上翻到有一篇文章,是回忆一个叫沙飞的摄影家,里边有一句话,说当时这些人在世的已经不多了,和沙飞曾经一块战斗过的浙江籍战士雷烨,现在安葬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沙飞原名司徒传,被誉为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人,留下了1221幅照片,创办了《晋察冀画报》。抗战后,精神受到创伤,1949年12月15日在石家庄和平医院开枪打死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2月24日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沙飞死刑。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决,为沙飞恢复军籍、党籍。——编者注)看到这句话,我心里一动,叫“雷烨”,跟“雷雨”差一个字,又都是浙江人。这个“雷烨”会不会就是“雷雨”,就是项俊文呢?因为我知道当时在八路军,绝大部分,可以说90%以上的人,都使用化名,都不是原名。名字是组织上要求改的,是为了万一有特殊情况时,不使家庭和组织上受牵连。我现在的名字也是改过的,我原姓尹,名字挺复杂的,原来都写繁体字,很多笔的,多少笔我也记不清了。我说既然要改名字,一定要改成最简单的,同志们说叫“一二”最简单,那我这个尹字加个立人不就是伊,但是“伊二”也不像话。我们一起去的有一个同志叫胡静之,我说要这个“之”字,“之”不就跟“三”差不多吗,我说我不叫“一二”,我叫“一三”得了。就这样改成了伊之。不仅名字要改,连档案也是不能存的。因为扫荡的形势严峻啊,一旦知道敌人到附近了,我们就把不用的机器,不用的文件,不用的材料,一切带不走的东西全坚壁起来,埋起来或藏在敌人找不着的地方。但指导员说档案不能坚壁,因为敌人搜山搜得非常凶,如果把人事档案搜走了那是不可以的,他就自己随身带着,最紧急的时候就烧掉。我们部队一共烧过两次,所以没有留下任何人事档案。 扫荡最严酷的时候,冀东的很多地方都成为无人区了。(从1939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确保满洲”,将东北与关内隔离开来,为此,将长城沿线居住在山里的群众驱赶下山,强迫建起“集团部落”,东起山海关,西至独石口,北抵内蒙古宁城,南达长城线内侧,长约一千公里,最宽处约二百公里,形成了跨越十二个县境的宽大封锁线,这就是“千里无人区”,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编者注) 敌 人把很多村庄变成一个大村,把人都赶到这个村子里头,叫“人圈”。再把其他村庄都给烧了,以此来断绝群众和八路军的联系。我记得最艰苦的一年,我几乎一年没脱过鞋,连睡觉也不敢脱鞋。为什么呢?因为周围的敌人也就离我们十里地,说敌人出来了,五分钟就得集合。五分钟如果集合不了的话,那你就来不及了,危险了。而且敌人坏就坏在经常在凌晨突然伊之袭击,人睡得最香的时候来打你,所以睡觉都不能脱鞋。 我很快就去华北烈士陵园查碑文,陵园有三百多个烈士墓,我挨个查,最后发现了雷烨的墓,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碑文。我根据碑文到了陵园的史料室,问有没有雷烨的档案,他们说没有。只找到了一个小证,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绍雷烨的,说他是浙江人,牺牲的时候二十六岁,延安抗大毕业,是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的记者,在平山地区壮烈牺牲,牺牲的时候是冀东军区组织科长,就这么简单。我就想问问还健在的当年的老同志,看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首先我找到了北京的伊之大姐,因为她们在北京搞了一个组织,能找到一些战争时期战士的档案。 我觉得一下子就有了信心,开始托人让我进档案室查。因为这时我已经退休了,一般人不愿意接待,我也没有介绍信,一般不会让你查。我托了很多人,终于找到了档案。在档案里面发现了有个叫白建雄的写的一封给雷烨迁墓的建议信,还有当时河北军区给民政厅的调查信,就是调查雷烨是什么地方人、家属在什么地方。当然没有结果。另外档案里还夹着晋察冀画报第三期,登有他牺牲以后的悼文,还有他和田华的合影。有了雷烨的照片,而且他的情况与项秀文的哥哥非常相似,这时候我才找项秀文联系。我跟他一说这个情况,他特别感动,没想到这么多年我还没有放下这件事。我告诉他现在还不能认定,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两张照片,一个跟田华的合影,一个跟聂荣臻的合影。我建议项秀文赶快到北京去找雷烨当时的老领导,老战友,带着照片去认定,这个雷烨是不是项俊文?项秀文很快来到了北京,走访了一些雷烨当年的老战友。 伊之: 后来,金华的项秀文联系到我,要我帮忙找雷烨的档案。我一听到雷烨的名字,知道他弟弟要找我们,我和我老伴张致祥高兴坏了,雷烨可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战士啊,而且我们从不知道他还有弟弟。我们曾经在《浙江日报》上登文章寻找雷烨的下落,他究竟是浙江哪个地方的人?可是没有下落。他弟弟项秀文说要我们帮忙找雷烨的文字资料,因为我和我老伴在晋察冀日报社的时候,雷烨是我们那儿的特约记者,经常写稿子的。我赶紧打电话给我们指导员,可是他说晋察冀的人事档案已经烧过两次了。文字全没有了。我甚至不能确定雷烨是否就是项秀文的哥哥,雷烨是浙江金华的吗?他的原名是叫项俊文吗?我和邓拓的夫人一起问了二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因为那时候的环境真险恶啊,战士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讨论家事的。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说闲话,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打游击。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比如家在哪啊,有什么人,一概不知道,从来不讨论这些。而且好像不约而同地,形成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谁也不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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