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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任务(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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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家里很贫苦。那时候,我家靠织缎子为生。南京有句话把织缎子的人叫做“饥花子”,吃了上顿无下顿,如同“叫花子”一般。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1934年,我二十一岁,我爸爸詹士良喜欢到南京鼓楼黄泥岗“何家茶馆”去喝茶。有一次,遇见一个叫王明和的织缎子的同行,喝茶间,王明和对我爸爸说,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想叫我的儿子王高科给你家儿子介绍进去干,你看如何。我爸爸从茶馆回到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和哥哥,并问谁去干这个差事好。我让哥哥去,哥哥叫我去,谁也不想去,因为听说给日本人做事,心里总有些不舒服。虽然我们没什么文化,但知道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后来还是我爹作出决定,他说让老二去,因为老二长得有模有样,比较能走得出去。 当时我已经有了孩子,一家老小靠织缎子维持生计很困难,想想就去了。 过了几天,王高科就把我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的办公室。宫下书记官四十来岁,人很精明,既管人事,又管财务,见了我后,感到满意。日本领事馆对仆人的要求很高,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不会说日本话,不识日本字,防止你做间谍;第二,要有至亲家人在南京做人质,便于控制;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俊秀端正。随后宫下又把我带到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办公室,须磨弥吉郎目测后,说了句日语:“要西(很好)”。从此,我就成为了日本领事馆的一名仆役。 我在日本领事馆的主要工作是打扫房间,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有时还接听电话。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早晨五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不分春夏秋冬,日日如此,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 当时我们家住在南京黄泥岗下面的薛家巷十四号,这是一座四进的老南京民宅。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我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我,就把我带上黄包车,然后来到了鼓楼旅社二楼四号房间。 走进后,我见房间空无一人,便有些纳闷,即问这个年轻人。话音未落,又见另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上也穿蓝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房间来。他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我一一作答。随后这个人又对我说,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为什么对我这番经历如此了解。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秘密组织中华复兴社,蒋介石为名誉社长。“蓝衣社”被视为复兴社中的“法西斯派”。“蓝衣社”初期主干由黄埔骨干构成,他们身着蓝制服,以区别普通党员,在戴笠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特务组织。——编者注)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一名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内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自从加入了组织,我每时每刻都在刺探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领事馆内日本要人的行踪。表面上,我在日本领事馆每天就是扫扫地,抹抹桌子,给总领事端早餐,其实是在搜集情报。把他们办公室、文书科、总务科等房间丢弃的废纸搜集起来,将有价值的废纸留下来,向组织汇报。有时候,还在这些办公室里抄录文件,交给联系人员。每日把日本领事馆内进出的信函文件偷偷拆开,抄写重要情报。将拆开的信封又用火漆封好,再盖上用骨头做的邮戳,或者交还给日本领事馆,或者寄发出去。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取情报。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提着脑袋在干的。 我先后有过四个联系人:第一个联系人叫杨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楼二条巷,门牌号码记不清了;第二个联系人叫黄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营土地祠;第三个联系人叫潘崇声,浙江温州人,家住丹凤街二十三号;第四个联系人是卜玉琳,东北人,家住城南明瓦廊。这四位联系人先后是我的上司,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从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则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戴老板(戴笠——编者注)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如果工作做不好,联系人就会要求你反省思想,反省觉悟,反省行为。主要让你从三个方面去反省:一、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忠于组织;二、破立,指工作上有没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三、廉耻,是否操守廉洁,是否肥私损公,是否堕落腐化。在这种严谨的教训下,在思想上更加忠诚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讲,联系人对他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经常重复“信条”,其大意是: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是伟大崇高的事业,不为升官,不为发财,而为效忠党国,实现三民主义。 初做特务工作时,联系人黄泗清常谆教说,当特务不图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时候都装扮成无所作为之人的模样,无论何时何地在人前受气挨打都要笑脸相迎,不以“低三下四”为耻,为国家之利必当卧薪尝胆,要牢记保密古训一句:“彭祖活了八百年,有话不对妻儿言”。我在为特务组织工作期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即使家里的亲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有一天下午,我给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端去一碗“索蜜汤”。他用完后,即到室外花园里耍大刀去了。此时其他日本官员也在屋外散步、打羽毛球。我见机会来了,就佯装整理办公室卫生,走到总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寻找密件。正在此时,楼梯响起脚步声,我急忙推好抽屉,收拾桌上餐具。进来的人是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并走到我跟前,举手抽了我一个耳光。我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望着他,没作任何解释。数分钟后,悌泽转身取下墙上挂着的球拍离去。事后,我不断提醒自己,今后要更加谨慎行事。 有一次,日本领事馆的吉野对我说,介绍我进来的仆人王高科到首都警察厅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不懂,我不明白。”一个“不明白”让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五六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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