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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毒酒案/篇首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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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在南京,我们从抗战史专家口中知道了这件事。这起发生在1939年夏天南京的日伪要员中毒事件,曾在大后方造成轰动,陪都重庆的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要知道1939年正是全面抗战的第三年,之前中国军事上节节受挫(全国几无可战之军),政治上投降俱乐部(以汪精卫为首)鼓噪活跃,国际上孤立无援(英美奉行绥靖政策,苏联的军援实为坐视中日苦斗,以免除日人对其远东的威胁),抗战似乎走入了死角。人在走背字的时候,往往需要一剂强心剂来抖擞精神,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投毒事件如一石投入死水,在当时社会心理上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实际杀敌的功效。 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2004年12月,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篇千字小文,重又提到了六十年前的那起毒酒事件。这篇小文的作者是南京一个普通的街道干部。他说他是多年前听小区里的一位老人说起这件事的。 在南京一个肃杀的冬日里,我们随着街道干部在一个郁闷的小区里穿行。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楼。我们走进这位九十三岁老人的家,他向后退了几步,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不能报道,日本领事馆要是知道了不得了,他们要报复我的。”他的儿子说,老爷子现在有些老年病,有时神智不清。这就是一位刺杀行动的主人公——1939年毒酒事件的投毒者。虽然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记忆仍然刻骨铭心。平静下来后,这位辛亥革命后两年出生的老人开始了回忆:“我叫詹长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长麟1934年加入蓝衣社,在日本领事馆潜伏五年后,得到了上级投毒的指示。从此一生坎坷。 黄昏将至,屋里慢慢暗淡地看不清表情,詹长麟屋里的光线很差,到处摆放着上下铺的床,如同废弃的火车硬卧车厢。詹长麟的儿女两家人刚从青海回到南京不久,与他同住一室。三天以后,我们在下榻的宾馆对詹长麟进行了正式采访。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子随老人一同来了,他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很吃力,老人的记忆时常出现短路,幸好他的二子文斌在南京总统府博物馆从事文史研究,对父亲经历如数家珍,经他提醒和补充,我们才完整地接触到了这段历史。采访中,有两个细节我记忆犹新:1、老人谈了两个小时,几乎没有喝水,当我让他喝口水时,文斌阻拦住了,他说:“我父亲投毒以后,从来不在外面喝水。”2、詹长麟曾谈到被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时和他私交还可以,我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用拐杖使劲剁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当时在场的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血直往上涌。“诚心诚意地杀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詹长麟投毒后,全家亡命天涯,备尝离散之苦付出巨大代价。我想,在投毒的一刻,他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的,而在抗战后所付出的代价,他肯定没有准备。世事沉浮,他只能以沉默应对。詹长麟内向沉稳、信念坚定,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豁达,这也许是他历经磨难得以长寿的原因吧。 当我们离开南京时,他让二子文斌送给我们一个礼物,打开一层层细心包扎的草纸,竟是一个小铜塑:关公。文斌解释,这是我父亲的守护神。 片子播出后,文斌打来电话,说全家是在一起看的,看的时候家里有人失声痛哭;当然不是为了片子,而是片子之外的很多东西。当地政府在片子播出后前来关心了詹家,各种媒体也纷至沓来,我相信詹老会很泰然的,人生如戏,宽宽窄窄的舞台他走了那么多。“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他身上早已练就了适度、协调、温和的本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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