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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2)


  
   阚培同:
   父亲去世后,全家生活没了着落。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我二哥抗战胜利以后就读于国民政府的海军军官学校,还没毕业就解放了,他跟着学校跑到台湾去,没了联系。全家没有收入怎么办?长兄为父,大哥必须支撑起整个家庭。大哥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他只好一面念大学,一面在中学当老师;他既要解决自己的学费,还得供养我们。解放前他大学毕业了,毕业后,他申请支援东北建设,要去沈阳。他一走,我们在柳州不好办啊!干脆举家北迁跟他去了。我小学毕业读中学是在沈阳读的,读大学也是在沈阳。
  
   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日子还可以。我上初二那一年正好是“反右”,我开始感受到出身对我的影响了。它后来影响到了我的入团、升学、毕业分配,所有的事情都受到了影响,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比如,我在考虑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一下“国民党子弟”的出身。我得尽量避免报考那些日后可能受阶级成分影响的专业。我喜欢音乐,沈阳就有个音乐学院,我不敢考,文科我都不敢考,最后选择了农业机械,我总得念个大学吧,干一行爱一行吧!
  
   1965年我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我们毕业的时候,号召支援边疆,一个教授说,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是北大荒农场,中苏边境那一带的国营农场,南方没有什么前途,到那儿去吧。当时还怕不批准,写了三次申请,批了。我们一行五人,换了两次火车到了一个叫密山的地方,从密山再往北,见不到房子,一片荒地,没有人烟!我们五人从来没有到过这么荒凉的地方:今后怎么生活呢,心里没底!你也不能把行李扔下打道回府呀!我们又转了几次汽车、马车,才到了地方。一个茅屋,炕还是湿的,连灯都没有。我们就找个空墨水瓶,装点柴油,弄根线伸进去,点着了当灯用。北大荒的生活开始了。
  
   我开始对那个生活相当不适应,尤其不适应那高粱米,其次是苞米面;第一次吃真是咽不下去,我一个馒头能吃一个小时。不过那时我们青年学生听党的话,再艰苦不放在心里面,怎么艰苦都不要紧。那个时候大学生是太好用了,不讲条件,不讲价钱,你指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扎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忍了。干活累了,我就唱歌给大家听,因为文化生活太贫乏,除了样板戏就是语录、选集,我能唱歌,爱唱抗战歌曲,很受大家欢迎,有时也唱苏联的、英美的歌曲;记得唱的最多的一首歌叫做《葡萄架下歌舞欢天》。
  
   父亲是国民党,不管是抗日也好不抗日也好,到底是国民党的军官,那时候是一概而论了,父亲是国民党的,有个哥哥又在台湾,尽管他没打过共产党,他是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没毕业就跟随学校一起迁到台湾去了,这也不行。“文化大革命”我跑不了,绝对跑不了,就成了“阶级敌人”。他们让我批判我父亲,可我心里明白,我自己被批斗是我自己不能左右的,但我肯定我父亲是个好人。他们说我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我就和走资派、黑五类一起被揪斗、批判了大约有四个月。当时,我的最大罪状还是唱歌,你不唱毛主席语录歌、不唱样板戏,就是有罪,这个罪也同我家庭联系起来。我的歌本都被收缴了,还作为批判的材料。我唱《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水谣”都挨批斗。幸亏我呆的地方是北大荒,贫下中农比较多,不算很严酷。
  
   在大城市就不一样了。我母亲和我兄弟姐妹在批斗中无一人幸免。当时我母亲已经七十来岁了,很老实的一个人,也被批斗。她在沈阳,红卫兵让她到台上去,向她脸上吐唾沫、撒沙子。最严重的一次,两个红卫兵在她耳朵两边各塞了一个鞭炮,点燃,爆炸!从那以后她的耳朵聋了。
  
   我大哥在大学毕业后主动支援东北建设,还当过铁道部的劳模,到北京见过毛主席,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也没有幸免。他在劳动改造的时候,推板车拉木头,结果一根木头从高处掉下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得了脑震荡,最后他因为脑部的问题瘫痪,由偏瘫发展到全瘫,在床上躺了十年,死了。
  
   幸好母亲挺过来了,虽然耳朵聋了,但命保住了。
  
   吕铃:
  
   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所以解放后一直不敢讲我父亲的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说我父亲不是抗日牺牲的。我母亲很生气,就和他们争论,我母亲的性格比较刚强,你打死我我也不认输;越是刚强,越受挫折。
  
   1970年,她一个人偷偷跑到桂林七星岩,她要去找我父亲。母亲一个人到处打听,问那些老人,一个老人带她在山上草丛中找到了父亲的坟。母亲讲,陈将军的坟和阚将军的坟没有了,就剩了几个大窟窿,里面积满了水,都是“破四旧”给毁了,幸运的是我父亲的坟还在,只是侧边有个洞。我母亲自己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她为什么对我父亲这么忠诚,我不知道。当年我父亲到安南驻防,曾给她买了一个宝石,她一直收藏着,没有打金子做戒指,一直到九十年代,她才把它做成戒指,始终戴在身边。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唯一纪念品。就是我今天戴的这个宝石。
  
   我母亲对我父亲非常忠诚,她的性格也非常刚强,尽管生活艰难,但一直没有再嫁人。“文革”快结束的时候,我母亲坚信党和政府会实事求是,所以她常年去北京上诉。没钱、没粮票,她精神都快垮掉了。她曾托一个人,希望他有机会把材料交给邓副主席,如果不成的话就毁掉。就这样不停地上诉。
  
   白壁:
  
   “文革”时,整高干子弟的时候,把我也给捆了起来,算作“黑五类”,关了三个月。其实我1951年下半年才参加工作的,那时候还是学生,学生能有什么名堂呢?他们说我父亲在国民党里做过事,他们不说我父亲做的左翼的事。我心里知道,父亲是有功于人民的。当时全国都在搞大革命,大头儿都保不住,那么多共产党的老干部都被整了,我们这算得了什么呢。从历史上来讲,共产党这一次失误了,但这个失误究竟不会很漫长。它过去功过都会有,不应该片面地光看“过”,也要看“功”,但要说真话,要让人人都认可。历史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
  
   我现在是民革的成员。父亲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作过官,但他不是国民党党员,我也不是。“文革”结束后,统战部来找我,说党需要我,要我到民革去做海外联谊工作,把广西的这个海外关系网给恢复起来。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有我的担心。父辈的朋友、学生,都去世得差不多了,和我同辈的人也都年纪很大了,如果上下连不上,这个外联网络就肢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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