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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1)


   白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百色张发奎的司令部开了一个庆功会,我是跟着我父亲去的。我坐在下面。那些国民党高官在台上大吹了一通抗战的功勋后,我父亲也在台上发言,他竟然大骂国民政府的这些军政要员不抵抗,把这些将军一个一个点到。他说:“向华(张发奎的号)你无能啊,特级上将,指挥不力”;夏威“不威”,“威在哪里啊?还利用军车做生意”;“韦云淞,你弃城而逃,不顾抗战”。后来,听说张发奎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杀掉我父亲,但蒋的一个亲信反对,他说我父亲在教育界威信很高,怕社会影响不好,不妨利用他的刚直做点事情。因为蒋介石没有下暗杀令,所以他们在下面也不敢把我父亲怎么样,我也不用担惊受怕,反而觉得骂得很痛快。张发奎他们虽然心里恨他,但对他还是得笑脸相迎。
  
   1948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临死的时候,他交代两条遗言:一是,他一生从事高等教育,希望他的八个儿女都也能受到高等教育,他嘱咐我母亲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个是,他身无分文,也知道家里面没钱,要我们千万不要离开桂林,讨饭也要在桂林讨,如果回到北平难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桂林至少还有很多人相熟。他还说,不久就会解放,解放以后你们的生活必然会安定的。话是这么说,但当时家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上学要靠奖学金、助学金,多少年来,就靠我父亲的朋友,主要是马叙伦、郭沫若、李达这三个人帮助,他们月月寄钱给我们。我读书读到一半就解放了,后来就靠助学金上学。说心里话,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八个兄弟姊妹绝对是完不成学业的。
  
   吕铃:
  
   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四川老家。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坐车回重庆的学校,看见大家在狂欢。我母亲总是说,你父亲再晚走那么几个月,就能见到今天了。母亲的这句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抗战胜利后,我母亲就带着我回到了她的娘家四川铜陵。我母亲家是个有钱的财主,回到老家以后,一开始生活还可以,很多亲戚朋友对我们母女非常好,母亲见人就送东西:我父亲的军装、衣服都送亲戚了,还有她结婚时候的一些衣服,那候丈夫死了不可以穿红的了嘛,也送人了。当时手上也有几个钱,有点黄金,可是,七弄八弄不久就什么都没有了,黄金也没了。有人叫她去做生意,结果遭土匪抢了,没钱了,我们家的这些亲戚朋友开始一天天疏远我母亲。后来没办法,她只好靠织毛衣、纺棉花维持生活。后来就越来越差了,亲戚朋友不上门,没办法,我母亲就做点小生意,靠炒蚕豆啊、炒花生啊、做米酒啊维持生计。母亲总是哭,有一段时间还沉醉在打牌里,日子简直没法过。我的心情也压抑,一直到了十六岁我才会笑。那是在重庆,当时我母亲在人家里当保姆,有一次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情。我一下子笑了,有一个叫李处长的人看见说,吕玲笑起来多美呀,多漂亮啊!我才知道我笑起来很美,才知道我会笑。我从小就压抑,很小就开始到山里面挑水,到河里面挑水;要洗衣服,我必须要做这些事情,那时在我的思想上就只有一个想法:早日长大,养活母亲。我后来辍学回家,帮母亲忙,就是为了早点进入社会自立。
  
   那时候,我们家乡有个人是白崇禧的下属,我母亲就到重庆去找白崇禧,见到他了。他带我母亲开着小汽车到了一个机关,开了一个抚恤证明,说要帮助我母亲找工作。我母亲一直记在心里。但以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父亲临走前,曾跟母亲说过,“万一我殉国了,不要担心生活,政府也会照顾你们,史书也会有记载”。但后来,并没有任何人想起过我们,更不会有人照顾我们。父亲牺牲使我经受了很多磨难,也许由于这样的磨难,我更成熟了。
  
   陈皓林:
  
   知道父亲不在了,当时家里没有一个成年男子,几个母亲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哭得很厉害。等我的那个叔叔回来以后,他们就商量该怎么办。为了生存,他们决定全家回到梧州去。那儿当时还有两个小店铺、一间旧房子。三个母亲商量:“我们姐妹谁也不离开,要一起把这些孩子抚养大,让他们受好教育。”三个母亲真的没有一个离开,都留下来了。
  
   1946年的七八月份吧,我父亲被追认为上将。因为是追认的,所以后来很少提到。大概一年之后,县里派一个姓蒋的代表,来送抚恤金,我亲眼看见的。那时候国民党发的是法币,还不是金圆券。那时的货币还不太贬值,给的是六万,一次性的,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六万元吧。抗战的时候,我们梧州的那个家被炸掉了,我们就用这笔钱又把房子重修了起来。我叔叔在梧州做点小生意,搞一个皮箱小作坊,靠着他,全家基本上能够维持下去。我们读书也是在梧州,但是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实际上没有几个读到最后,有的读到小学,有的读到中学,都没有读下去,就我一个,上了大学。
  
   建国之后,说句实话,我们一直不敢太说我父亲的事。有人说我们是国民党反动家庭,我们是反动家属,反正我总觉得同那些出身好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后来等我们读书之后才知道,我父亲虽然算不上英雄,但也是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上前线的,是和日本人打仗牺牲的,不是在内战中牺牲的,是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我们不再为他感觉羞耻,平静了很多。大概也就是从高中的时候起吧,我就开始收集有关我父亲的材料,我总感觉爸爸应该值得怀念,虽然有人说他是一个反动军官。
  
   因为我父亲的特殊身份,我能读上大学,真是一个奇迹。在那种情况下,我要考大学,并不能光成绩好就行了,我在学校表现必须非常优秀,各方面都无可挑剔才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级就说,你要写一篇批判你父亲的文章,看你的文章,再考虑政审是否通过。写这个文章得昧着良心啊!怎么批判啊?批判什么东西呀?什么是反动派啊?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上面把这篇文章还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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