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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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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百色张发奎的司令部开了一个庆功会，我是跟着我父亲去的。我坐在下面。那些国民党高官在台上大吹了一通抗战的功勋后，我父亲也在台上发言，他竟然大骂国民政府的这些军政要员不抵抗，把这些将军一个一个点到。他说：“向华（张发奎的号）你无能啊，特级上将，指挥不力”；夏威“不威”，“威在哪里啊？还利用军车做生意”；“韦云淞，你弃城而逃，不顾抗战”。后来，听说张发奎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杀掉我父亲，但蒋的一个亲信反对，他说我父亲在教育界威信很高，怕社会影响不好，不妨利用他的刚直做点事情。因为蒋介石没有下暗杀令，所以他们在下面也不敢把我父亲怎么样，我也不用担惊受怕，反而觉得骂得很痛快。张发奎他们虽然心里恨他，但对他还是得笑脸相迎。 1948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临死的时候，他交代两条遗言：一是，他一生从事高等教育，希望他的八个儿女都也能受到高等教育，他嘱咐我母亲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个是，他身无分文，也知道家里面没钱，要我们千万不要离开桂林，讨饭也要在桂林讨，如果回到北平难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桂林至少还有很多人相熟。他还说，不久就会解放，解放以后你们的生活必然会安定的。话是这么说，但当时家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上学要靠奖学金、助学金，多少年来，就靠我父亲的朋友，主要是马叙伦、郭沫若、李达这三个人帮助，他们月月寄钱给我们。我读书读到一半就解放了，后来就靠助学金上学。说心里话，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八个兄弟姊妹绝对是完不成学业的。 吕铃： 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四川老家。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坐车回重庆的学校，看见大家在狂欢。我母亲总是说，你父亲再晚走那么几个月，就能见到今天了。母亲的这句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抗战胜利后，我母亲就带着我回到了她的娘家四川铜陵。我母亲家是个有钱的财主，回到老家以后，一开始生活还可以，很多亲戚朋友对我们母女非常好，母亲见人就送东西：我父亲的军装、衣服都送亲戚了，还有她结婚时候的一些衣服，那候丈夫死了不可以穿红的了嘛，也送人了。当时手上也有几个钱，有点黄金，可是，七弄八弄不久就什么都没有了，黄金也没了。有人叫她去做生意，结果遭土匪抢了，没钱了，我们家的这些亲戚朋友开始一天天疏远我母亲。后来没办法，她只好靠织毛衣、纺棉花维持生活。后来就越来越差了，亲戚朋友不上门，没办法，我母亲就做点小生意，靠炒蚕豆啊、炒花生啊、做米酒啊维持生计。母亲总是哭，有一段时间还沉醉在打牌里，日子简直没法过。我的心情也压抑，一直到了十六岁我才会笑。那是在重庆，当时我母亲在人家里当保姆，有一次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情。我一下子笑了，有一个叫李处长的人看见说，吕玲笑起来多美呀，多漂亮啊！我才知道我笑起来很美，才知道我会笑。我从小就压抑，很小就开始到山里面挑水，到河里面挑水；要洗衣服，我必须要做这些事情，那时在我的思想上就只有一个想法：早日长大，养活母亲。我后来辍学回家，帮母亲忙，就是为了早点进入社会自立。 那时候，我们家乡有个人是白崇禧的下属，我母亲就到重庆去找白崇禧，见到他了。他带我母亲开着小汽车到了一个机关，开了一个抚恤证明，说要帮助我母亲找工作。我母亲一直记在心里。但以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父亲临走前，曾跟母亲说过，“万一我殉国了，不要担心生活，政府也会照顾你们，史书也会有记载”。但后来，并没有任何人想起过我们，更不会有人照顾我们。父亲牺牲使我经受了很多磨难，也许由于这样的磨难，我更成熟了。 陈皓林： 知道父亲不在了，当时家里没有一个成年男子，几个母亲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哭得很厉害。等我的那个叔叔回来以后，他们就商量该怎么办。为了生存，他们决定全家回到梧州去。那儿当时还有两个小店铺、一间旧房子。三个母亲商量：“我们姐妹谁也不离开，要一起把这些孩子抚养大，让他们受好教育。”三个母亲真的没有一个离开，都留下来了。 1946年的七八月份吧，我父亲被追认为上将。因为是追认的，所以后来很少提到。大概一年之后，县里派一个姓蒋的代表，来送抚恤金，我亲眼看见的。那时候国民党发的是法币，还不是金圆券。那时的货币还不太贬值，给的是六万，一次性的，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六万元吧。抗战的时候，我们梧州的那个家被炸掉了，我们就用这笔钱又把房子重修了起来。我叔叔在梧州做点小生意，搞一个皮箱小作坊，靠着他，全家基本上能够维持下去。我们读书也是在梧州，但是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实际上没有几个读到最后，有的读到小学，有的读到中学，都没有读下去，就我一个，上了大学。 建国之后，说句实话，我们一直不敢太说我父亲的事。有人说我们是国民党反动家庭，我们是反动家属，反正我总觉得同那些出身好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后来等我们读书之后才知道，我父亲虽然算不上英雄，但也是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上前线的，是和日本人打仗牺牲的，不是在内战中牺牲的，是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我们不再为他感觉羞耻，平静了很多。大概也就是从高中的时候起吧，我就开始收集有关我父亲的材料，我总感觉爸爸应该值得怀念，虽然有人说他是一个反动军官。 因为我父亲的特殊身份，我能读上大学，真是一个奇迹。在那种情况下，我要考大学，并不能光成绩好就行了，我在学校表现必须非常优秀，各方面都无可挑剔才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级就说，你要写一篇批判你父亲的文章，看你的文章，再考虑政审是否通过。写这个文章得昧着良心啊！怎么批判啊？批判什么东西呀？什么是反动派啊？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上面把这篇文章还给了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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