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痛，在城市的深处(34)_徐晓

农村：被背叛的记忆（2）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凡人故事”。一个到北京打工的小伙子，二十岁，在工地上做小工。面对摄象机，他略带羞涩的说，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用来找老师、学音乐。他爱唱歌，他要唱歌。故事的最后，他背着一把吉他往前走。城市的霓虹灯在闪烁，他瘦弱的身体越来越远，消失在城市的黑夜里。我突然感到了一个意象的造作与矫情。那是齐秦。他也背着一把吉他，把背影留给了人们。跟在后面的人们阵阵尖叫。电子制作出来的苍凉荒原不过是一张图画，长发飘飘不过是一个记号。只有他才会说“寻找那梦中的草原”，在草原上的人们永远不会。

　　我在高中毕业的纪念照上写道：“到底是我征服世界，还是被世界征服？”那张照片上的我，意气风发。

　　因为我知道，我将远行，到城市里去。我和送行的朋友们站在车站，旁边的音像店里传来的声音是刘欢在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
　　我趴在奶奶的坟头磕了九个头，其中有两个的意思是，我要到城里去了。她这个满族正黄旗的大家小姐，在那个院子里生活了五十年，当了五十年的农民。她的炕上挂着一张画，叫梁州风光。打我能记事起，从来没有拿下来过。

　　“我那个时候啊——”，他是江苏南通人，一个寝室的室友，“穿得破破烂烂的，像个农民一样——”“农民怎么了？”另一个同学白着眼睛问他，“为什么穿得破烂就是农民？”

　　他不说话了。

　　“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大一的一年里，我被人看作在研究“农民问题”。我在图书馆里翻那些堆满了灰尘的关于农民的书，试图给自己一个答案：为什么我是农民？城乡二元体制、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农产品生产周期、土地所有权、农村社会保障……我找到了很多书，但是没找到答案。

　　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有句话：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我兴奋得差点扔掉了手里的饭盆。因为这是头一次，在此之前，从来只关心农业是否丰收，产量如何，农民不存在，至少在有些人的想法里，粮食丰收了农民的收入当然就好，粮食产量在增加，农民的收入当然在增长。

　　有人看见了我手里的《拯救与逍遥》，问我：“哎，我说，你怎么不研究农业问题了，搞起这个来了？”谁说的我是研究农业问题的？

　　大一那会，你不是天天窝在帐子里看农业问题吗，我还以为你打算研究这个呢。

　　我笑了笑，没话说。大三了，该考研的人都在准备了，该考律的人也看他们的教材去了，我却从农业问题路过新儒家、现代化理论、晚清史、一直到了文学史、“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甚至还看了几本关于市民社会的书。我第一次决定写一个文章，题目是《城市化批判》。

　　在那些日子里，我跟一起走州过县到了同一个学校的高中校友每天晚上都在操场不停的绕圈，从“法与法律”到现代性的悖论、西部大开发，几乎无话不谈。每次，我们都激动难抑，他都要发誓从明天开始研究这些问题。

　　大四了，我们去了深圳找工作。晚上住在别人免费为我们提供的酒店里。刚一进去，他看着地毯，脸上一阵古怪的笑容，跳上床，打了几个滚，爬起来，笑嘻嘻的说：“哈，没想到我们居然也有今天？我们住了这样的酒店？”

　　大概半年前我们一起想办法为他母亲的病筹钱的事情已经淡忘了。终于，他去了人民银行。又过了半年，我把《裂缝：穷人与大学》发给他看，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意思，中国人民银行要进行体制改革了，你知道吗？

　　我确实不知道。诗人们把栏杆拍遍，“思想家”们把圣人的遮羞布看穿，贵人们的宴席把心肠戳烂，都与我又有何干？我不过还是个“走在城市背后”的人。

　　这城市是一坐迷宫，我像一只苍蝇，在玻璃墙上撞来撞去，想要找一个出口。日子像流水。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我就快要麻木了。

　　一个稚嫩的声音从遥远的长春传来，听得出来，他鼻子有些塞住了。这是堂弟，去年他也跳出了农门，成了城里人。他说，他们隔壁寝室的人都有电脑，就他们寝室没有，因为他们都很穷，是农村来的。

　　一个当时的同事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不知道是什么学校，据说要十万才能拿到毕业证。复读算了，这还上什么上？我说。这有什么，考上了当然要上，干吗不上？他回答。一个专科文凭能值这么多钱吗？能，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只要能有文凭。我把我的文凭卖给你，我比他的这个高级，也只要十万，你要不要？他笑了。
　　我问堂弟，你一个家里给多少钱？200块。够你用吗？够了，我吃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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