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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广厦:层层“转”运(三)


  3 信箱“转”运

   若干年前,这本书的作者欢镜听曾经是一家建筑公司较为优秀的民用建筑预(结)算技术员。大凡建筑行业里面的人都明白,懂预(结)算就会施工(俗称包工头),而许多包工头却不懂预(结)算。外行的结果,类同于银行行长不认识美元或英镑。因为有了一点小小的本事,便有许多包工头主动找上门来请我替他们施工;又因为我对许多包工头的印象太恶劣,所以,在施工了几幢房屋后,便退避三舍,对包工头们敬而远之起来,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一个连美元、英镑都分不清的人,为什么会当上外资银行的行长?

  ——以上这段题外话,算是对本篇故事上文与下文的补充。

  1994年7月上旬的一天,一辆接一辆各种档次的小汽车首尾相连地奔驰在沉寂了许多年的那条山区水泥公路上,近百家本地和外地的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怀抱着资料袋兴奋地钻进××号信箱大门。

  他们都是奔着年纪轻轻、刚刑满释放不久的田林来的——准确地说:是田林的一个电话就将他们召唤进了信箱。

  前文说过,关于田林坐牢“坐”到财神爷、手里有许多转包工程的传闻早已被众多等米下锅的包工头们传来传去,炒得神秘起来。当然,他们感到神秘的并非是田林,包工头们从头至脚就没有真正瞧上过这位“小崽儿”,不过是借他这架梯子攀上那位身份不仅复杂而且特殊的申大老板而已。问题在于,重情重义的申老板摆明了架子要报答“小崽儿”田林,提携他一把,因此,无论众多的包工头们愿意与否,工程却只能从田林手中转包出来,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同样地,按建筑行业里彼此心照不宣的行规,双方一旦达成交易,在正式履行合约前,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信息费是提前用现金支付的。

  “工程吹风会”是在一幢三楼一底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该办公室原是“信箱”的办公楼,现在则成了“中国三线建设投资发展公司巴蜀移民新村工程项目指挥部”办公所在地。

  这一天,似乎天空上的阳光都显得格外特殊。当那些各色包工头们的小车一排排地停到办公楼前的广场上时,他们既惊喜又忐忑地受到了军人礼遇:每一辆小车刚一停下来,便有一位“准军人”立刻迎上前,先给他们立正、敬礼,然后动作快速地打开车门,将激动不安的包工头们引进会议室。为什么说这些人是“准军人”呢?他们虽然做着军人的动作,但服装却是没有任何标志的军服。

  其中一位包工头卷起一只手掌对紧贴在身边的女秘书谐谑地说道:“格老子,当了一回首长。”

  就在这天上午,挤满会议室的包工头们终于见到了传说中身份很特殊、很复杂的申大老板。

  今天的申大老板与女秘书兰小姐同样的一身“准军人”装束,显得干净利索。在经过一阵必不可少的客套程序后,兰小姐将几位穿着中山服的北京客人领到主席台上就座,每一位北京客人面前都立着一块使众多的包工头们眼球发热的××部、××委的小牌子。不仅如此,使包工头们眼睛发红的是,年纪轻轻的田林也居然奇迹般地像一根嫩笋子一样插到一丛老竹林中。

  望着埋头坐在主席台末尾的田林,包工头在一阵窃窃私语后,马上联想到“牢中结缘”的传说,似乎终于找到了他坐主席台的理由。

  “狗日的,”其中一位包工头悄悄地对另一位包工头说,“该他龟儿子发大财。”

  如同我们参加的绝大多数会议一样,在申老板的主持下,会议严格地按照主席台上就座的“嘉宾”级别高低进行着先后次序的发言。每位“嘉宾”的发言看似散漫,却无不围绕着“移民新村”这个中心转来转去。

  其中,只有一位年近六旬的北京客人在发言时,一不小心泄漏了军机,他一只手指着申老板,另一只手指着窗外大片的厂房,动情地说道:“当年,我给他的父亲当警卫员时,这个厂址是老首长亲自选定的呀。”他一脸的皱纹似乎都在痛苦地颤动着,“没想到,父亲当初造厂房,儿子今朝炸厂房。我心痛啊!”

  另一位北京客人接口道:“话不能这样子讲,老首长当初造厂房,是正确的;儿子今天炸厂房,也是正确的,都是服从国家的需要嘛。何况,儿子还要负责兴建一座新城,几十亿的资金从他手中流过。我高兴啊!”

  直到这时,包工头们不仅明白了这里将新崛起一座移民新村,将增添若干来自中国西部核试验基地周围的兄弟姐妹,他们还若隐若现地窥视到了申老板的背景。

  然而,拥有如此背景的申老板怎么会关押进地方上的小小看守所?这个问号刚一冒出来,答案立刻就有了:正因为小小看守所不了解情况,才有了田林在狱中的英雄举动和通风报信,也就有了出狱后的申老板的报恩故事。

  临近中午,一辆豪华大巴驶到办公楼前,兰小姐将北京客人们一一扶上车去。

  他们要回北京去了。

  临分手时,那位给老首长做过警卫员的老头当着众多包工头的面毫不留情地“训”着申老板:“移民新村如果没有搞好,我饶不了你。”

  “是是是,我一定搞好,一定搞好。”申老板双手捧起那位老头的手,却将脸调向满屋子的包工头们,大声问道,“弟兄们,移民新村能不能搞好,就看你们的了。你们有没有信心建设好移民新村?”

  在一瞬间的迟疑后,平时万众万条心的包工头们这一次居然异口同声地答道:“有信心。”

  许多包工头还想吼出一句心里话:转包点工程给我做。

  送走北京客人后,兰小姐指挥着几个“准军人”抬来了几大箩筐白面馒头。

  申老板对大家解释道:“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艰苦惯了。我现在虽然掌握着几十亿建设资金,但那是国家的钱,用于建设移民新村的。请大家谅解,我今天中午只能请大家吃馒头。下午,我们坐下来谈具体的合作事宜。”接着,他将田林拉到身边,“这位小兄弟对我有恩,今后,请大家多帮助一下他。”

  当天下午,申老板将兴建移民新村的各类手续一一地展现在众多包工头面前。

  事情发展到后来,是年轻的田林做梦都想不到的:他居然成为六十多位包工头的特邀顾问,也就是说,从他手里意向性地转包了六十多项工程出去。什么叫意向性工程呢?某项工程在谈妥以后、签合同之前,包工头按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行规”交信息费。

  田林代替申老板从这些包工头手里分别提取了三至六万元不等的现金。

  每一次将钱交到申老板手里,申老板就会从里面抽出几张钞票拍到他手里,说道:“我先前给你说过,到时候,你只管在信箱里捡钱。”

  他们从信箱里捡了六十多位包工头的近三百万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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