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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勇仁智重修养(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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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清水塘发动湖南工人运动,策划驱逐赵恒惕的时候,一位文质彬彬书生模样的人,手持陈独秀的介绍信来找他。此人就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刘少奇。 两人见面的地点在清水塘。毛泽东听到对方的口音与自己相似,便问:“你是宁乡哪个地方的?” 刘少奇答道:“花明楼炭子冲人。” 毛泽东发出爽朗的笑声:“呵,屋门口人啦!花明楼、道林,这些地方我去过,我从韶山到长沙读书,走旱路就要经过。从韶山经三仙坳、道林到长沙坪塘,这是最直的一条路。” 刘少奇说:“花明楼到韶山不过五十华里。” 两人相见甚欢,毛泽东畅谈自己发动工人运动的思路,刘少奇从中受益匪浅。 刘少奇出生于1898年11月24日。他的故乡花明楼风景优美,他在这种环境里陶冶出温和儒雅的性情。他在儿时就对书本着迷,被乡友们称作“刘九书柜”。他青年时曾在湘军讲武堂就读,和毛泽东、彭德怀一样,也是从湘军中走出来的红色军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 刘少奇自从在长沙清水塘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以后,便成了毛泽东事业的忠实伙伴。这两个在毗邻的山冲里诞生的伟人,其成长足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出身于农家,都受过六年儒学教育,也都受过洋学堂的熏陶。 后来,毛泽东派刘少奇和李立三去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策应长沙泥木工人和武长铁路工人罢工。安源大罢工获得了成功,刘少奇从此走上了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道路。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刘少奇则是工人运动的“旗手”。 这两个湖南老乡,一度同时受到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当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残酷地摧残江西苏区时,毛泽东再度受到王明等人的指责。刘少奇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排挤的对象,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贬居在瑞金城外。两个失意的湖南人重逢了,情不自禁地回忆起第一次相遇时的情景。 两个在工农运动中成绩卓著的湖南人,都被王明排斥到一边去了。刘少奇赶往瑞金的山中古寺探视毛泽东,他一直是毛泽东最忠实的支持者。毛泽东发着高烧,幸亏教会医生傅连璋给他打了一针,高烧才退了,但后来的日子里他的身体仍然很虚弱。 错误路线导致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复出。他和李卓然发言批判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李卓然谈到湘江之战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谈到陈树湘、程翠林和蔡中等人壮烈牺牲,潸然泪下,发出诘问:“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军事路线造成的?”刘少奇在发言中提出,中央应该对白区和苏区的工作全面进行检讨。博古一直坐在那里接受批评,当听到刘少奇说要检讨党的路线时,情绪失控,进行了一阵反驳,凯丰也站出来为博古说话。刘少奇不服,要理论。毛泽东给刘少奇递过去一个眼色,说:“现在主要是讨论军事路线,不要把话题扯远了。” 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此念念不忘,说:“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刘少奇会后立即奔赴华北,全力推行党的团结抗日新政策。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刘少奇坚定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推荐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首创共产党人修养理论,在延安引起反响。他撰著的《论党内斗争》,受到毛泽东的盛赞,称该书“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 在中共动员杨虎城共同抗日的时候,刘少奇从陕北到达天津,领导中共北方局和华北地区的抗日运动。北方局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和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 刘少奇在天津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力争取宋哲元和他的第二十九军倾向抗日。宋哲元军负责北平和天津一带的防务,处在抗击日军侵略华北的前哨。刘少奇认为,宋哲元的立场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于是把群众在“一二·九”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运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问题》,中共北方局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坚决而迅速地把党的主要力量从城市转到农村,派遣大批党员和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到达大桥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2月19日,刘少奇电告中央及项英:武汉失守后,皖东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满的根据地,现在时机已失,而大有发展希望的是苏北,应集中最大力量发展苏北。项英不同意刘少奇的建议,要求新四军主力继续留在江南,发展安徽、浙江和江西。 陈毅领导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则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积极派出下辖四个团和挺进纵队北渡长江,在扬州和泰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另外,第四团和挺进纵队一部合编为苏皖支队,向江北的仪征、天长和六合地区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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