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68)_王纪卿

一身存亡，国运所关（4）

　　他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也许是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自己没能领导武昌起义，使黎元洪掌握了大权，他十分后悔。所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另辟天地。他对不学无术的袁世凯更加鄙视，认为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无法脱离共和轨道。袁世凯已经高居于民国大总统的位子上，只有责任内阁制能够约束他。袁世凯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把鼓吹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当成自己的死敌。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做出一种选择。由于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民主启蒙不够深入人心，如果采行总统制，任何人当上总统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能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对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以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击中宋教仁的子弹，是罪恶的专制制度发射的。这个湖南人因此而定格在三十二岁的美好年华，永远年轻而光荣。

　　宋教仁二十来岁东渡日本，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在同盟会中，唯有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他在革命时代就极为注重建设。因此，有人说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

　　宋教仁本人在1906年所写的日记中说，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十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他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他在日本对景梅九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

　　 1911年春天，宋教仁从上海到香港，参与筹备黄花岗起义，起草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报》记者徐血儿见过这些文件，说他十年潜心建设事业，所有主张都写在这三巨册中。遗憾的是，这些文件现已遗失，内容无从查考。

　　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等人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在法制院长任上，起草了大量法律文件。《临时约法》虽非出自他的手笔，但无疑包含了他的宪政思想，融汇了他的智慧和思考。

　　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有些革命党人腐化蜕变了，有些人悲观绝望。孙中山当时已退出政坛，主张把政权完全让给袁世凯，他自己专心去做社会工作。宋教仁却执著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主张把革命党变为政党，打算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另外组党。他认为，革命党和政党是有区别的，前者以暴力破坏旧社会，后者以和平手段建设新社会。

　　他在征得孙中山和黄兴同意后，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其他政党，组成了国民党。他是主张两党制的，但他认为时事艰难，没有强大的政党作为中流砥柱，无法挽救危局。而真正强大的政党，没有社会扶持，没有各党的相互勉励，也不可能形成。各党政见不同，但不应猜忌离间，削弱对方。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中说得很明白，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所以他到天津密访梁启超，提出两党轮流执政的设想。

　　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党林立，至少有三百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真正在政治上有影响的，无非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宋教仁想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而他想要的格局似乎已初步形成。问题的要害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袁世凯和他所代表的专制力量，不会愿意让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袁世凯手里握着枪杆子，谈论多党制、两党制，还有什么意义？宋教仁悲剧的根源在这里，20世纪初中国悲剧的根子也在这里。只要袁世凯他们拿着枪，握着权，谈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统统都是痴人说梦。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尽管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参加了投票，却还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

　　宋教仁在家乡竞选参议员，众望所归，湖南省议会上，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国民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不幸的是，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竟然敲响了宋教仁的丧钟。他不知道，袁世凯视他为“梁山匪魁”，要结束他的生命，要让中国短暂的宪政尝试寿终正寝。

　　宋教仁撰写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问世，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精神遗产。人们未必都认同他当年的思想，但他对追求的执著，他为理想不惜献身的勇气，他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充分体现了湖南人的精神，具有永远不可磨灭的价值。

　　黄兴辞去了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执著地追求宪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三个同时代的湖南人，以他们顽强的奋斗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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