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67)_王纪卿

一身存亡，国运所关（3）

　　罪恶的枪声打响了。宋教仁倒下了，却没有放弃理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专制力量，实在认识有限。“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

　　宋教仁死了，民国初年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他离世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具有控驭局面的健将，很快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其他政党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此已彻底破产。如果宋教仁未死，一切都可能会两样。因此，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彻底决裂，引发了二次革命。　

　　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宋教仁实在太重要了。他真心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他的存亡，关系到新旧政治制度的兴废。袁世凯之类的人杀死他，也是拼死地挣扎。但宋教仁是正人君子，他的对手则是政治流氓，因此他必死无疑。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具有优秀的政治品德，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关系良好。他死后，民主党领袖汤化龙在挽联上写道：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这副挽联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谋害者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

　　对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宋教仁专程去天津密访。他对梁启超表示，国民党与梁启超的政党，应走英美式两党轮流执政的路子。他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有相同的追求，对宋教仁的态度，自然十分感激。他听说宋教仁被刺身死，痛惜不已。

　　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死党也有密切往来。他在北京一度住在赵秉钧家里，和赵秉钧多次深谈。宋教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希望把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人物，以及梁启超这样的思想理论权威，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具有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充足的政治常识，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他有能力调和各政党的关系，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踏上宪政道路。他被剥夺了生命，民国初年的中国无人可以替代他。其他政治人物缺乏他的风度与见识，结果被袁世凯这类专制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在政治上都无法与宋教仁相比。

　　宋教仁的死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仿佛一个预言，告诉中国人，在他们生活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许多艰难曲折，要有许多优秀儿女献出生命。宋教仁死了，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人。孙中山如此评价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一贯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提名他任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他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他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是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附署，还要由内阁起草。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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