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58)_王纪卿

春秋三十三，壮飞人世间（1）

　　在左宗棠离世到光绪维新变法前夕这十多年时间里，湖南人暂时沉默了。他们在重新积蓄力量。如果说湘军南征北战造就了湖南的军事人才，那么湘军后代的东渡日本，则造就了中国旧民主革命史上的政治人才。稍后，在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中，又是湖南人领先，赴法留学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就了栋梁之材。

　　甲午战争后，湖南一改闭塞守旧的面貌，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

　　湖南的朝气来源于维新思想。湖南人好冲动，好为天下先，先是自创地方军队，接着掀起留学日本的高潮，然后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湖南有朝气，是因为那些从外地来的官员，在湖南推行“新政”。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江西人，学政江标是江苏吴县人，而长宝盐道兼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是广东人，担任过驻日使馆参赞和驻旧金山总领事，回国后鼎力推行新政。

　　这些来自外省的官员带来了新的见识，又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这种相互的作用，使湖南洋溢着革新意识，成为维新变法的大本营。

　　湖南人谭嗣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维新变法的新思想。

　　谭嗣同生于1865年，卒于1898年，只活了短短三十三个春秋，却成为不朽的英烈。他是湖南人追求真理不怕丢脑袋的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父亲谭继洵是清朝的大官，做到了湖北巡抚。谭嗣同少年时博览群书，侠肝义胆，喜读词章，思想敏锐。青年时期被父亲逼着参加了六次南北省试，但他厌恶科举八股，屡考不中。他目睹清王朝统治腐败，更想奋发有为，立志救国救民，给自己取了“壮飞”的名号。

　　谭嗣同在结束生命的四年前，看到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丧权失地，国民群情愤慨。谭嗣同痛感自己未曾致力于国家的富强，决心投身于维新变法。他气愤地斥责湘军的虚骄，非常敬仰康有为公车上书。他弃商捐银，和唐才常等人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撰文主张变法，首开湖南维新的风气。他于1896年北游访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他遍交维新志士，结识了梁启超，并通过后者进一步洞悉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观点。

　　 1896年到1897年，父亲花钱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府，在南京待委，他经常去上海与梁启超讨论学问，研究变法理论。他还潜心读书，与杨文会研讨佛学，写成了他的代表作《仁学》。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倾向变法维新，放手让谭嗣同整治学风，培养有用人才，推行新政。

　　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办起了时务学堂，唐才常任教习，谭嗣同亲自讲课，使时务学堂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他又创办南学会，引进图书仪器，将学会推广到全省各地。他创办的《湘报》，“开风气，拓见闻”，积极宣传科学，为湖南思想界引进了大量新鲜空气。谭嗣同在南学会经常演说。他的讲演气势磅礴，观点新颖，语言铿锵犀利，道理清晰明确，深受听众欢迎。他还倡导开矿修路，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奉召进京，参与新政。

　　启程前，唐才常为他饯行，两人分析了局势，估计到变法维新的路上布满荆棘，前途并不乐观。他对爱妻李闰说：此次赴京，吉凶未卜，要“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嘉无悲，所其自然”。

　　他已将荣华富贵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决心为变法图存，为国家昌盛贡献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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