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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是与国际接轨的先锋(2)


   用西方科技武装起来了的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而日本又是中国必须认真审视的国度。日本,同样是被欧美列强用军舰和大炮打开国门而走上维新变法之路的。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甲午战争,不到一百年,日本就跻身世界经济军事强国的行列。日本为什么会在短时期内走上富强之路,个中奥秘有待中国人探寻。

   甲午战争后,许多中国人,其中特别是湖南人,提出要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样,到我们敌人的国度去学习。这不仅符合曾国藩和李鸿章提倡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也符合“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去日本留学有几个好处:路近,省钱,文字困难小,是培养学贯中西人才的捷径。

  
   湘军将领刘坤一和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向朝廷奏请派学生留日,同时开辟了官费留学与自费留学两种途径,这两种方式至今仍被沿用。毫无疑问,这是对外开放的一个举措。1896年,清廷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十三名,此后赴日留学成风。湖南理所当然地成为留学热中最著名的省份。
   1904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计有二千三百九十五人,其中湖南籍学生占了三百七十三名,大约每六个中国留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湖南人。1910年一年中,湖南留日学生达到两百人。他们当中有后来在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中成为中坚力量的黄兴、蔡锷和宋教仁等。另一些著名的湖南人程潜、谭延闿、熊希龄、杨度和陈天华也都是留日归来的。当年湘军血战疆场的时候,这些人还是稚童,如今他们作为湘军的后代,为了探寻拯救中国的道路,采取了另一种斗争的方式,踏出国门留学,日后,他们将成为国之栋梁,成为中国前途的主宰。

   湖南人走出国门之后,这些清朝皇帝的子民们,为维护清朝统治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湖南人的后代们,渐渐地悟出了本国国运衰败的原因,并不全是“船不坚,炮不利”,中国的封建制度才是最大的弊端。中国的落后,实在是因为政治制度的落后。他们喝着洋墨水成长,吸取了前人的教训。黄兴、蔡锷、宋教仁这一代人,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当成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奋力追求的目标。他们发誓要把帝制埋葬。

   这一大批湖南人,其中包括政治家、军人和学者,受到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思想的洗礼,开始致力于创建新的民主政治体系。黄兴率先组织力量,要用武力推翻清朝的统治。宋教仁为议会制度鼓与呼,是第一个为确立议会政治流血而死的中国人。蔡锷是第一个挺身反对历史倒退的军人。湘西人熊希龄则竭尽全力组建中国的第一个责任内阁。护国运动也好,二次革命也好,护法战争也好,实际上都是为中国推行新的政治制度而战。三民主义革命也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好,还是在为政治制度而战。这是随着世界历史的潮流而迈出的步伐。湖南人以博大的胸怀,为新生事物在中国生根发芽而献身。

   湖南人对于国外新鲜事物的接纳,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诞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就在湖南人这里找到了共鸣。一批更加具有远见卓识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人,从《共产党宣言》中看到:“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他们决定和全国其他省份的有识之士一起,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从俄国传来的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感到了振奋。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路线。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湖南人,缔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经过坚苦卓绝的斗争,打下了人民共和国的江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地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得到了湖南人空前积极的响应。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将全部的精力投入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湖南人大力发展教育,培育各种人才,在文化出版电视体育各项事业中崭露峥嵘,湖南成为教育大省、文化大省、出版大省、电视大省和体育大省。许多湖南人出国留学,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运作管理经验,更多的湖南人南下奔赴深圳和海南经济特区,奔赴改革开放的前沿,去从政、经商、求学和务工。如今,湖南人继续行进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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