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21)_王纪卿

湖南人是与国际接轨的先锋（1）

　　湖南人的血性和火辣的性格，并没有冲昏他们的头脑。哪怕是湖南的军人，也并非只逞匹夫之勇。在曾国藩湘军的将领中，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似乎只有一个鲍超，他还是个四川籍的将军。所以说，湖南人豪迈的性情，并没有影响他们用脑子思考问题。

　　湖南人爱学习，重思考。由于经过了移民和接纳贬官的大融合，湖南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兼收并蓄的功能。只要是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不管来自何方，不管出处是哪里，都特别容易影响湖南人。

　　湖湘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只注重阐述自己的精神内涵，并且从许多源头来解释集大成的来由，而没有确立祖师的权威，没有严格限定香火的延续，也没有立下任何清规戒律，更没有形成一个正统学派的小圈子，或者分裂为互相争执不休的支流。也就是说，湖湘文化在整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就是不拘一格的，它的历史进程始终处在非排外的包容的状态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于湖湘文化很难找到明晰的界定，它与其他文化的界限总是那么模糊，又总是有着那么多的纠葛，它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中，随时都准备接受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参与。不仅外省人觉得要对湖湘文化做一个概括颇费琢磨，就连湖南人也往往觉得湖湘文化的内涵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因此，人们来到岳麓书院，不是并且也无法参拜或瞻仰某一位宗师，仅仅是凭自己的灵性，去感受一种文化氛围，去体会一种文化的精神。

　　在近代中国，湖南人率先提出学习外国的先进文明，并且率先走出了国门。湖南军事家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湖南人郭嵩焘是出使欧洲的第一位中国外交使节。

　　在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时代，西洋文明已经凭借武力敲开了中国的门户。西洋人和日本人在中国传教、经商、办工业，霸占并经营管理着租界。湖南的大学者魏源和湘军的领袖们，包括从湘军阵营中分支出去的淮军领袖李鸿章在内，都看到了洋人武力强大，看到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于富国强兵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他们知道中国处在多事之秋，担心洋人插手中国的内战。

　　在湘军攻下安庆之后，胡林翼到曾国藩那里住了几天。胡林翼要搭船回武昌，曾国藩把他送出安庆南门外的码头。他们看到，万里长江，夕阳映照，江山如画，湘军水师的战舰正在缓缓由下游向上游航行。两人正得意于风卷军旗如画的豪迈境界，只见洋人的军舰从下游飞速驶来，鸣着汽笛，转眼就超过了湘军水师的战船。军舰上，乌黑的大炮闪闪发亮，外国的旗帜迎风招展。洋人的军舰掀起的巨浪竟将湘军的一艘战船掀翻。湘军水师忙于跳水救人，而洋舰上的水兵则在哈哈大笑。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啊，洋人的军舰如此耀武扬威地横冲直撞，有血性的中国人见到这样的场景，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胡林翼看了一会儿，突然口冒鲜血，昏倒在地。

　　胡林翼醒过来的时候，对曾国藩说：“太平天国好对付，难对付的只怕是这些洋人啊。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提出的‘师夷之技以制夷’，看来不能再等待了！”胡林翼受了刺激，回到武昌后没几天就去世了。

　　湖南人胡林翼在去世前感到紧迫而提出的问题，就是要搞洋务运动，他应该是清朝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官员吧。曾国藩即刻采纳他的建议，开始“师夷长技”，开办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来，安庆制造局成为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起点。

　　曾国藩引进外国的技术制造枪炮，为进攻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做准备。在安庆，他接见了从海外回来的容闳，叫他立即去上海筹办江南造船厂，放手发展洋务。他还派人去苏北寻找在高邮任知州的魏源商量大计，可惜魏源早已自动弃职回邵阳老家去了。

　　曾国藩虽然没有找到魏源，仍然和李鸿章一起倡办洋务运动。他让李鸿章自创淮军，全部配备洋枪洋炮，并且采用“泰西阵法”，对军队进行了改革。

　　左宗棠的开放意识似乎比曾国藩更强。他向洋人贷款平定西北，平定新疆，引进德国的设备开创西北近代工业。在这之前，他已在东南沿海开设了福建造船厂，修建了马尾军港，建立了南洋水师，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还是在南洋水师之后建立的。

　　晚年的曾国藩行动不便，常常坐在地球仪前出神默想。有一幅图画，上面是曾纪泽兄妹陪伴父亲看地球仪的情景。不管曾国藩在想着什么，他的眼光在搜索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欣赏蓝色的海洋，却是无可置疑的。曾国藩看着外面的世界在想着什么，从他奏请派遣第一批幼童出国留学就可以猜出端倪。可以说，这是曾国藩继读书人带兵打仗、创建一支强大的地方军队之后，第二次开风气之先了吧。而这一次的开创，更需要开阔的思维、开放的心态，以及创新的勇气。

　　不过，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都没有看到的是，外国列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相对于中国的封建王朝而言所具有的优越性。而日本人却在大致相同的年代，在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前，就不仅已经看出了西方科学技术比自己发达，而且也看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胜过了他们的封建政治，因而在努力地学习和模仿。因此，日本很快就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令人欣慰的是，湖南人不久就看到了自己认识中的局限性。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人出国留学成风，其中以到日本留学的居多。湖南人发现，中法战争，中国打胜了，也要割地赔款开通商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打输了，更要割地赔款。头脑清醒的湖南人对清廷失望了，不再对爱新觉罗的子孙抱有任何幻想。

　　曾国藩、李鸿章和奕訢经营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经过甲午战争的丧师折舰、割地赔款，竟然全部破产。洋务运动耗费了中国将近三十年积累的国家财产，单纯地追求船坚炮利，却不去触动落后的政治制度和封建思想。甲午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维新思想开始兴起，甲午是中国人特别是湖南人思想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湖南人开始把更大的热情倾注于国家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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