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15)_王纪卿

气节长存，不重名利重功名（2）

　　安徽出现过徽商，山西出现过晋商，都是中国著名的商贾，而且留下了传统。因为这两个省很穷，穷则思变，思积聚。从商业中获得的利润，能使他们过上温饱富足的日子。而且他们那里交通方便，与外省四通八达，具备做生意的条件。

　　四川很少发生战争，即便有，也是小规模的，其民安足，善于积聚。四川人有钱，会过日子，但并不以善于经商而著称，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交通上的便利。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湖南却不一样，《史记·货殖列传》说，湖南湖北一带，地广人稀，饭有稻米，菜有鱼汤，地广人稀，可以火耕种植旱地作物，也可以养殖水产，蔬果和鱼虾，不用去买就能满足需求。这里的田地足够供人种植粮食，没有吃不饱饭的担忧。湖南人是勤劳的，历史上少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这是因为战祸频仍，积聚了财富未必很安稳，既没有经商的便利，也没有经商的动力，所以湖南人不爱财，不重利，也不想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多么富丽堂皇。

　　
　　湖南人不重利，重什么？重功名。功名是荣誉，能给饿不死也发
　　不了财的人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可是，功名是很难博取的。湖南古属南蛮，湖南人在朝廷里没有背景，北方王者之气的时代，湖南人要争功名是先天处于劣势的。何况，本地话外省人很难听懂，就连和朝廷里的皇亲国戚沟通起来都有困难。唐朝以前，湖南很少出大官，很少出大将，也很少出大学问家。湖南人去搏，做的都是无效劳动。于是这里的人形成一种稳妥的观念：人生在世，唯耕与读。这也可以叫做耕读文化。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充实了自己，可进可退。进可以谋取功名，退不至于饿冻妻儿父母。这种耕读文化，大约就是湖湘文化最安定的因素了，它是湖湘文化在太平盛世中的表现形式。

　　由于耕读文化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小看湖南的农民。湖南的村夫野老之中，常可见到一些见识不凡的隐者，他们知书达理，博古通今，只是不愿走出农耕生活来到繁华的都市争名利。

　　湖南人在太平盛世唯有耕田读书，但是一旦遭逢乱世，当入世济用建立功名的机会摆在面前时，湖南就会变成一块热血沸腾的热土。这时候，屈原的遗产就会被湖南人拿出来摆在祭坛上。他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就会点燃湖南人心中的烈火。

　　屈原的精神有一个层面叫做忠君爱国，深深地影响着入朝为官的湖南人，包括清末的曾国藩。这个层面强调对君主的忠心，至多只能容得下受委屈的牢骚，而容不下反叛的精神。因此，屈原至死也不恨楚怀王。而曾国藩在势力最强盛的时候，尽管有一个王闿运运用自己毕生琢磨出来的帝王学，竭力劝说他与清廷分庭抗礼，甚至与太平天国联手，替汉人出头，灭了爱新觉罗家族，但曾国藩为了保持一生的“清誉”，认为不能听信王闿运的劝告，而连声对他呵斥道：“狂妄！狂妄！狂妄！”

　　曾国藩并非对王闿运的劝说毫不动心，他的军队在攻占集贤关后，将近一个月没有进攻安庆；在攻下安庆之后，他又迟迟不肯东援；这些也可以解释为他在给朝廷脸色看，但至少也说明他对朝廷不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恼火。他没有像屈原那样对朝廷怀有幽怨，他不会像手无兵权的三闾大夫那样对朝廷的态度像妇人一样软弱。而他在与王闿运长谈之后夜不能寐，就只能说明他正在内心做一种选择了。

　　曾国藩在忠君和造反之间选择了前者，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军队是在镇压造反者中起家的，他本人以“正统”自居，因此他很难在短时期内完成从镇压造反者到造反者的角色转换。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复杂的原因。有人说，他信奉儒家思想，怎样和信奉上帝的太平军合作，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人则说，他是被圣人礼教的浮名所累。还有人说他的选择是基于一种民本思想，他希望国家早日恢复安定，因为有那么多洋人对中国虎视眈眈。他认为中国必须在和平环境中兴起洋务运动，增强国力，改善民生。

　　把忠君和爱国相提并论，只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层面。在另一些层面上，随着唐宋贬官文化在湖南与屈原的情怀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气候，湖南人就有了忧国忧民甚至叛逆的心态。随着时代进步，屈原与曾国藩身体力行的忠君，与爱国主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被后来的湖南革命党人勇敢地扬弃。因此，湖南成了一块革命的热土。

　　湖南人在和平岁月满足于种田与读书，很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在兵荒马乱的乱世，则忙于博取功名，对于财利的追求，就只好放在一边了。耕读文化与功名精神，都贯穿着始于屈原的爱国主义和血性的遗传，因此无论在哪一种世态下，湖南人的心态都是积极的。耕读文化是比较静态的，但因为读书，湖南人即便在静态中也总是有一颗蠢蠢欲动、不甘寂寞的心，而功名精神则是一种剧烈的动态，湖南人在这种形态下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两种形态的生活方式，可以随着世态而转换和调整，却不会割断其内在的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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