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人间(40)_徐则臣

四十

　　旁部：天上人间

　　这是边红旗有一天晚上讲的故事，我、一明和沙袖是听众。老边喝多了，睡不着，坚持要我们听下去。他在客厅的椅子上盘腿大坐，给我们准备了足够的中南海香烟和咖啡。他说故事里的周子平和陈子午都是他哥们，如果不是陈子午出了事，我们一定会在某一天看见他，看见他和一个叫闻敬的女孩，当然还有好兄弟周子平。老边说，他常常觉得自己就是周子平和陈子午，尤其在想到他们的故事时。他甚至在一天夜里就梦见自己是周子平。他说，我用周子平的声音给你们讲这个故事。我们都没见过的周子平声音很好，饱满瓷实，如果能去掉老边的苏北小镇口音，可以做播音员。老边的讲述惟妙惟肖，仿佛周子平的灵魂附体，那是因为他对一个同命相连的兄弟知之太深--

　　一

　　子午是我表弟，下了火车在出站口等我，脚边一个拉杆皮箱。半个小时之后，我还没到，他把箱子拖到电子屏幕下看整点新闻。新闻结束了是漫长的广告，之后有两个不相干的人在做访谈，说北京的房价像失控的热气球，想停都停不下来。我表弟就笑了，狗日的让你们住去，住死你。然后又是新闻。世界上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很好，都跟他无关。只有我跟他有关。除了电视上看见过的国家领导和明星，在北京我是他唯一认识的人。说好了我四点十分在出站口接他。整点新闻播了三次，子午站累了，摸烟的时候发现盒子里空了，然后感到身上冷，像披了一层凉水。火车站的大钟沉郁地响起来，七点，天黑下来，新闻联播开始了。子午向四周仔细看，灯火，车辆和人，我的影子都没有。他有点慌，摸出一张纸条去找公用电话，第二次打我手机。还是关机。他彻底慌了，对经过身边的一个环卫工人说：

　　"你认识我表哥吗？他叫周子平。"

　　那老师傅茫然地摇摇头，听不懂我表弟的话，他一急把家乡话说出来了。子午只好努力卷起舌头，用普通话重说一次。老师傅还是摇头。子午把经过身边的陌生的脸都认真看了一遍，拖着箱子一路小跑又回到出站口。新一拨下车的旅客浩浩荡荡地涌出来，还是没有我。子午都要哭了。

　　这是两年前的事。我表弟第一次来北京，投奔我。那天晚上他在出站口和电子屏幕之间来回走，一直走到屏幕上什么节目都没有，车站广场上除了数得过来的几个人，只有十几只塑料方便袋在风里走。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件厚夹克穿上，坐在箱子上睡着了。我还没到。子午醒来时天快亮了，屏幕上重新开始播报新闻，女主持人用像玻璃一样客观的声音说，世界的某地正在打仗，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子午身上落满露水，头发垂到额头，他觉得自己是那几十万人中的一个，还没见到亲人就已经与亲人失散了。我是他表哥，他是我姑妈的儿子。

　　子午没等到我。那天我进去了。被警察撞上时，口袋里有一个半成品的硕士毕业证，落款是北京师范大学。我还没来得及找人做好毕业证的封皮。一个脑袋半秃的中年男人预定的，他想用北师大的牌子做梯子，爬到副处长的位子上。要价一千。他想压到八百我没同意。一千块钱换一个副处，一本万利都不止，副处可以贪多少公款啊。他就答应了。我很高兴，这个证赚上八百都不止。我靠给别人办假证为生。那天我的问题出在贪上。从事这行当以来，我时时告诫自己的，就是不能贪，适可而止。那天中午我其实是要找人做封皮的，偏偏就头脑一热，又在人民大学和当代商城之间的天桥上站住了，想再揽一笔生意，多赚点晚上给子午接风。我们哥俩有几年没一块儿喝酒了。

　　就给撞上了。一根烟都没抽完。桥上风大，我侧过身想躲躲，两个大盖帽就从南边的引桥上来了。都没法躲，也不能反抗，天桥好几米高，不敢跳。有些警察你得佩服，他们就有判断你不是良民的直觉，摁住了就从我裤兜里搜出半成品的假证。我喊冤抱屈都不管用，先带到局子里再说。他们动手了。我把牙咬得咯嘣咯嘣响，梗着脖子坚决不承认是办假证的，我只是想找人办个假证，那半成品是个样品，我想跟人家说，就做成这样的。不能实话实说，性质不同。他们好像不信，但我死不松口，而且一个半成品说到底也不算个大事，就把我扔到里面去了。那时候子午正在电子屏幕底下看世界各地的地震、海啸、战争、军事政变和一夜挣到数不清的钱。

　　到了里面就音讯不通。我想这下子午苦了，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都不知道往哪儿去。我每天都惦记着他。十五天后我出来，满脸胡子往火车站跑。从中午等到晚上九点，没看见一个长得像子午的人。我表弟一表人材，脸皮白净，宽肩窄臀，能长成他那样的不多。为了不埋没这个好皮相，他在县城玻璃厂上班的时候还做过两天明星梦，要去当演员，县剧团没要他，声音不行，一张嘴就像吐出一张张砂纸。这才死心。我在出口处抽了两包烟，然后疲惫地回到住处。

　　第二天买了个二手手机，之前那个被警察弄丢了。生意得重新开始。我一路往火车站走，一边走一边把新号码往犄角旮旯里写，希望能被更多想办假证的顾客看到。我在火车站又待了大半天，人来人往的眼睛都看疼了，还是没等到子午。就给姑妈打电话，姑妈说，不是在北京么，就打过一次电话回来，问你的手机号。也就是说子午还没回去。我继续等。

　　火车站是我唯一可能等到他的地方。北京像个海，要漫无目的地找子午等于是在捞针。接下来的一周，我一直在火车站附近晃悠。直到周六下午，四点左右，一个头发乱糟糟的小伙子弓腰驼背地出现在出站口，空洞地向四处看，那样子好像已经在这里等了很多年。衣服斜吊在身上，扣子掉了一半，红底子的小背包被泥土染成灰黑色。我试探地喊一声子午，他突然抬起头，像狗一样警觉灵敏地找，看到我时，空荡荡的眼神里立马有了内容。子午踉踉跄跄地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眼泪哗哗地下来了，嘴唇一直抖，半天才出声：

　　"哥！"

　　他一边哭一边说，总算找到哥了。弄得我心里挺难受。比我印象里的表弟瘦多了，双眼皮都成了三眼皮。他说他知道我一定会来找他，所以一有空就会在下午四点左右过来，那是他出站的点儿。他来了很多次，有时候经过广场时，也会瞅两眼。

　　"你住哪儿？"我问他。

　　"随便哪里，哪儿能卧下一个人就住哪儿。"

　　"箱子呢？"

　　"在旅馆。"子午说，"没钱付房租，被老板赶出来了。箱子扣在那里。"正好我们经过一家小饭店，子午咽着口水说，"哥，我想吃顿红烧肉。"

　　好，咱们吃。子午肚子里真被刮干了，满满一大碗红烧肉一个人全吃了，两嘴角油水源源不断地挂下来，看得我直犯恶心。吃完了我们去子午住过的旅馆。一对老夫妻开的，楼上和地下室都有房间。子午住的是地下室，最便宜的。房间里摆了四张高低床，子午睡在东北角的上床。老板娘看见子午就叫起来："钱！钱！老头子，那小子来了！"

　　"什么？"老板在另一个房间里喊，"他还敢来！"

　　子午要往我身后躲，我按住他的肩膀。哥有钱。老板干瘦着一张脸，抓着一个油腻腻的帐本送到我面前。五百。对子午已经是个大数目了。钱到了事就平了。我们拎着箱子离开。子午说他恨死这些家伙了。我问谁？他说都恨。老板，老板娘，大楼，马路，商店，汽车，连走路的人和路边稀稀落落的树都恨。

　　我懂，无路可走时你会觉得全世界都是敌人。这样的日子我过的比他多。经过一个地下通道，他指着卧在角落里的一个疯子对我说，前几天那里是他的位置。我抓住了他的肩膀，他是我弟弟。我的表弟子午。子午说，要不是偶尔能找到个卖报纸的差事，早该要饭了。一路上他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身后。到了西苑我租的住处，他一屁股坐到我床上，长吁一声："妈的，吓死我了！"他说北京太大了，这些天他走到哪儿都想着回火车站的路，怕把自己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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