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男剩女(4)_李军

四

　　新中国第一次单身潮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1950年5月，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随之而来的是波及全国的离婚潮。上世纪70年代末，第二次单身潮来袭。文革结束后，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市里迅速聚集起一批大龄单身青年，主要还是女性。因为很多男知青在下乡时接受了当地的女青年，恋爱成家。可从大城市来的女知青却很难接受当地的男青年。而现在单身潮的主角则是这样的一群人：年龄在28岁到38岁之间，收入颇丰，工作繁忙，有情趣，对于婚姻有着非常理智和实际的态度。

　　客观地说来，第三次单身浪潮的到来，更多是年轻人出于对自我的保护，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婚姻关系是很脆弱的，既然脆弱易碎，人们就会考虑投入婚姻是否值得，婚姻是否一定是必然。婚姻脆弱的观念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单身浪潮的历史影响下，两性感情的基础变得越来越薄弱。其次，女权主义的兴起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得女性对于自我权利的要求变得格外严肃起来，这些自然会反映到对于婚姻的态度上。还有，西方的婚姻观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都越来越广泛，这从流行的美国电视剧中就能看出端倪。《欲望都市》表现了都市女人的性观念的自由开放，《绝望主妇》反映了婚姻的窒闷，这些都暗示了一种状态：不去借助婚姻，我们也可以有性、有孩子——而且可能过得更好。

　　这样长此以往，如果婚姻不能提高双方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性生活的质量，人们一般不会轻易地迁就屈从。现代人越来越倾向将婚姻视作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模式，走进婚姻的门槛也就越来越高。

　　人们结婚越来越迟，这个结论也是有数据支持的。不过，即使没有数据，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十五六岁结婚，七八十年代的人十八九岁成家，二十一世纪里而立之年谈恋爱也并不迟。

　　类似的这些问题有一位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过考量。以女性为例，一般说来，单身女子走入婚姻的机会成本更大一些，所以她们宁愿选择单身。还有，这个群体的收入高于普通群体，正是因为经济上的独立性这个前提条件，使她们无须依赖男性，也使她们对婚姻的态度变得挑剔。而在旧时代，女子单身的极少，因为女子一无所有，完全没有经济地位，嫁给男人，失去的是自由，但起码可以衣食无忧。在现代社会，一个优秀的职业女子却面临着多种选择，她有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有着远大的前程。如果婚姻要她放弃和投入的太多，她当然会犹豫。所以论条件，单身女子往往不是找不到男人，只是因为婚姻的成本太高，相比之下，单身反而有更好的预期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单身自然便成为理性的选择。按照这样的理论，可以预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提供给女性的工作与发展机会越多，单身女子群体就会越大。

　　有很多情况似乎从侧面反映了大龄单身男女择偶的状况。据我们从北京某地区出现的大龄男员工择偶难的企业了解到，这些企业的大龄男员工的年龄绝大部分在二十八九岁以下，极个别的员工年龄超过了30岁，不少企业在做这方面工作时，是在为二十四五岁“王小五”们未雨绸缪。与此同时，年龄超过30岁的女性则以单身白领居多。这些大龄女性单身白领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不乏博士、硕士，都有一份薪水不薄的优越工作，很多人的个人条件也不错，就是婚姻问题悬而未决。

　　还有一个与“剩女”问题相关的严重问题，就是“剩男”，也叫“超男”。

　　欧洲学者蒂亚?森是第一个提出“剩男”问题的学者，在1990年他就提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忧虑。许多“多余”出来的男孩子们，因为贫穷而没有固定的性伙伴和家庭，所以他们需要用逛妓院或者同性恋的方式来解决性需要。更耸人听闻的是他的另一个观点。根据他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4000万的男性因找不到老婆而成为剩男，这相当于整个大洋洲的人口数量。

　　无独有偶，2004年5月，美国杨伯翰大学的瓦莱丽?赫德森和英国肯特大学的安德烈亚?博尔合作出版了《剩男：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他们在该书中指出，在亚洲，因为种种原因将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会在社会经济底层形成一个剩男阶层。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剩男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这两位学者还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一些人生目标。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在2004年7月19日也以“我们的安全是否被‘太多男人’威胁？”为题，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究竟男女性别比例与政治安全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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