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朝荣品诸葛亮(18)_梅朝荣

十八

　　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

　　九锡这项殊礼太复杂，但以下几项殊礼却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剑履上殿"，即可以带着武器、不脱鞋子进入宫廷，享受与皇帝同等的待遇；"朝觐不趋"，在朝廷上以快走为礼节，但接受了这项殊礼的权臣却可以不慌不忙地慢慢行走；"赞拜不名"，皇帝和朝仪官对大臣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对权臣却特别允许不称呼名字，只称呼官职和姓氏。这三条都与上朝有关，有了这三项殊礼，皇帝和权臣在朝堂上就几乎没有区别了。后来发展的更不像话，竟然出现给权臣设立专座的"殊礼"，还允许权臣跟皇帝平起平坐，俨然一副太上皇的模样。由于这种殊礼实在太露骨，一般的权臣都还不敢使用。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觉得九锡实在不是人臣要的东西，曹操为此失了不少人心，实在是得不偿失。

　　诸葛亮明知道李严什么意思，不但不检点，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俨然他对目前的权利嗤之以鼻，他之所以不取代刘禅是怕成为众矢之的，维持现在这种状况，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分，可内外事务统一归自己决策，也跟皇帝没什么区别。作为一个托孤之臣，能对后主指手画脚，过多地干预朝政，而别人又认为是"鞠躬尽瘁"，诸葛亮可说是古今第一人。

　　诸葛亮死后在给他立庙的问题上，刘禅曾做过一次反常举动。根据史书记载："亮初亡，所在各处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祭"，后主才勉强同意。

　　后主为什么不同意为诸葛亮立庙？诸葛亮生前，刘禅以"相父"称之，关系可见非同一般，难道诸葛亮死后立个庙祭祀都不可以了？究其原因只能说是刘禅在报复诸葛亮，因为诸葛亮生前以"相父"身份对后主指手画脚，压制刘禅时间太长了。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刘禅敢怒不敢言，他死后，刘禅才能直起腰板说话。可见在刘禅心中有多痛恨诸葛亮了。刘禅被诸葛亮压抑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国不治史

　　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诸葛亮的身份在不同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形象：帝王说他是个忠臣；大臣说他是个贤相；学士看他是个智慧的精灵；百姓看他是神机妙算的神。当然他可不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火暴，那句经典评语"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经过大家集体公认的，而诸葛亮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恐怕值得后人去仔细甄别研究。因为，由他所把持的蜀汉政权的时候，竟然"国不治史，注记无官"。《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说："……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绸焉。"结果搞得陈寿在写《三国志·蜀书》时，竟然找不到足够的史料。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设史官呢？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纂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为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唐朝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不同的史官有不一样的职责，他们共同记录着王朝大小事务，给后人留下宝贵资料。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史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夏、商、周三代处于甲骨文、金文时代，史事记载有限，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也相当简略。春秋时期有了竹简、帛书，史事记载丰富起来，这才有了较为详实的史书，孔子作《春秋》要比被西方史学家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年）所著的《历史》一书还要早。

　　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两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两个著名史官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在这种形势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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