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舞(80)_龚芳

八十

　　塔米娜与丈夫逃离自己国家时，为了躲避审查，没有带上她的个人记事本，记事本里记录着他们从前的生活。丈夫病故后，她一直想取回那个寄存在婆婆家的记事本，可是当弟弟替她取回时，她发现那个被封存完好的包裹早已被打开。她的记事本，她与丈夫的通信，已经被许多陌生的目光窥视过，不仅她婆婆，更多的陌生人，弟弟或者父亲或者不认识的人。

　　“……塔米娜意识到，只要有一个陌生的目光就会毁灭掉她私人记事本的所有价值，而歌德则确信，只要有一个人的目光不在他的作品上停留，那就是对他歌德的存在的质疑。塔米娜与歌德不同，是人与作家的不同。

　　写书的人是一切（对自己、对所有其他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或者什么都不是。可是，因为永远也不可能假定一个人是一切，那我们所有书写的人，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我们默默无闻，浑身酸气，喜怒无常，又巴不得别人死掉。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平等的：巴纳卡、皮皮、我和歌德。

　　写作癖在政客、出租车司机、产妇、情妇、杀人犯、小偷、妓女、警察局长、医生以及病人中的不可避免的泛滥，在我看来，无非表明着每个人毫无例外地具有作家的潜质，乃至整个人类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到大街上，大声叫喊：我们都是作家！

　　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无法忍受自己迟早会消亡，消亡以一个冷漠的世界里，默默无闻，无声无息。因此，只要还来得及，他就要把自己变成由语词组成的他自己的世界。

　　如果有一天（这一天为时不远了）所有人一觉醒来都成了作家的话，那么普遍失聪、普遍不理解的时代就降临了。” （——《笑忘录》第四部“失落的信”第十八小节部分）。

　　塔米娜的书写是一种单纯的记录，正因为她不是作家，所以从未设想过会有除了她与丈夫之外的第三者目光，它的价值在于她真实的生活不可窥视，只属于记录者也即被记录者。作家在动笔之前，想到的就是给人阅读，他的书写伴随着被人注视的快感，而他从不会把一个真实的自己赤裸裸呈现给读者。这种游戏有点像捉迷藏，作家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他个人的独特世界，像上帝一样藏匿其中，无处不在又无影无踪。

　　作家寻求的不是被理解，而是理解自已（人）和所处的外在世界，而书写者（类似于塔米娜的个人生活记录者除外）恰恰相反，不愿忍受消亡、漠视（或者孤独），为了被更多目光关注和理解而书写，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和情绪（有时候干脆一丝不挂）摆在陌生人面前，这样他们似乎听到了自己并不孤独的声音，他们感到满足，可惜这种满足往往很短暂，像海市蜃楼，声音消失后虚无飘缈的满足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孤独，所以他们更大声地呼喊，更沉迷于书写，陷入一种怪异的循环往复之中。习惯了这种表演或排泄式的书写后，他们甚至抽不出时间阅读和思考，被米兰·昆德拉称之为具有写作癖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书写者。

　　世界充满了奇怪的巧合，回梅城之前，我随手把它放进旅行包，在火车上看完书的第四部“失落的信”，第61页。然后，我进入梅城，在梅城得到从前的文字记录，也意外成为类似于塔米娜那样的记录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它们不可能存在，就像我随意手写下随手丢弃的纸片。年少的我，总认为收藏信件和笔记多么可笑。

　　那只镶金边的盒子，我没有留下。临走之前，我把那些信件和日记一页页撕毁，然后烧掉了，就像几年前我在院子里烧掉那些东西一样，包括那张我从前的黑白照片。我在屋后祖父坟旁的一棵栗树下，挖了个很深的坑，把盒子连那些灰一起埋进去，用土压紧，重新盖上杂草，从外表看，与周围落满枯枝败叶的土地没什么不同。

　　阅读中收到几条信息，二条来自上海，一条来自联通客户服务中心，还有一条来自林丰，我一条也没有打开看，选择全部同时删除。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田野里看着夜幕降临，时光流逝，后来都没有回家，一起度过整个晚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苏铭，似乎都有意避开他。我与林丰的关系，如同我与在上海交往过的任何一个男人。

　　我躺在床上，感觉着自己的身体被另一具肉体重压时，心神恍惚，一时辩不清与我同睡的人是谁，似乎肉体变成一具沉重的石头，所以我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房子里面那么黑，什么也看不到，苏铭在夜色中对我微笑，然后，空气里传来扭曲而痛苦的喘息声。

　　整个世界，忽然之间塞满每一个角落，精神与肉体同时消失，空空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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