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舞(72)_龚芳

七十二

　　父亲从梅孝先那里初尝了为人父的喜悦，从梅青那里得到为人父的骄傲。梅青自小生得白净可爱，行为敦厚，人见人夸。父亲的幸福生活止于梅青，应该达到他青年时期的巅峰。父亲是不会以我为骄傲的，我从小就是个不会讨人喜欢的小孩，之所以能够降临人世，纯属意外，生下来黑而瘦小，全身皱巴巴如怪物一样的梅红，给父亲的幸福意外地抹下一道黑黑的手掌印。用梅家女人们的说法，我是条漏网之鱼，父亲出于怜悯之心最后收留了我。

　　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没有奶水，买不起红糖，只能用粘鞋底的糨糊来填饱我的肚子，我所能采取的抗议方式便是不知疲倦地啼哭，直到哭得声嘶力竭疲惫睡去。父亲对我的无赖行径不理不睬，也不允许他人干涉（我一直怀疑，父亲对我这种放任自由的态度，一直延续到我离开梅城）。

　　从记事开始，我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装出天真烂漫的神情，一遍遍向梅家大院的女人们，追问孩童往事，勾起她们所有有关的回忆。她们无数次地重复叙述之后，总是籍着那些细节对我日后的品性加以总结，她们从我的啼哭中看出我性格中略带偏执和神经质的不良端倪，从我的黑瘦好动中判断我工于心计狡猾善变，她们从不忌讳当着我的面，赞扬梅青的敦厚文静和白净肤色。在她们眼里，我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孩，她们忽略了我的记忆，也培养了我的极端敏感，在梅家大院，梅红的存在，也许就是为了衬托梅青这朵红色花朵。

　　1988年秋天，那年我十一岁，第一次在破旧的集体宿舍里，拥有只属于我的独立生活。父亲办完住宿手续后，我口袋里揣着一沓厚厚的餐票，从窗框上的油漆像一片片肮脏的指甲盖般卷起的窗户里，看着父亲踩着自行车离去，头也不回。

　　我执意选择寄宿生活，那是我离开梅家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我巧妙地抓住时机，从此迈开了告别梅城的第一步。回想从前的种种，还是从孩童时，我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就已悲观颓废，天空总是灰暗无光，父亲忙碌而表情生硬，我们几乎从不交谈。他无暇察觉到我隐秘的目的，虽然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从不缺乏缜密的心机，但他似乎从来没想过把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当成对手。而我却从学会思考开始，一直将他作为我假想中的较量对手。我自以为从梅家女人们的闲聊中，发现了一个事实真相。因此，我很容易就想起那个在摇窝里哭得青筋暴露的婴儿，不免悲从中来。

　　而当我独来独往于寝室与教室之间，巨大的孤独和被遗弃的自卑感潜移默化，将我慢慢吞噬。

　　我在父亲眼里越来越孤僻，而他在我眼里，除了是父亲，更重要的是，他是个成年男人。异性对我来说，像一堵墙，跨越不过，只能退缩。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像避开其他陌生男人一样躲避父亲，不愿见他，一面心里又怀着对他的怨恨。父亲其实是个健谈的人，但见了我也无话可说，或者说不到两句便生龃龊，我的不善表达和倔强，每逢此时，特别刺眼，如同他面对的是一个长着坚硬的角正准备投入决斗的人，结果每次都各自扭头而去。多年的漂泊他乡，未能改善这种淡漠的父女关系，先前的怨恨搀杂了更多五味俱全，积沉在心底，长成一柄钝硬的凶器，时时硌得人万念俱灰。

　　我一身风尘随梅孝先踏进家门时，父亲正在院子里浇花，我原本心里是喜悦的，见了抬起头平静地望着我的父亲，那喜悦不自觉黯然失色，淡淡地叫了他一声，就笔直进了屋。梅青和母亲正在堂屋里收拾花样繁杂的布料，地上放着梅青出嫁准备装衣裳被单的几只大皮箱。

　　原来，世间的繁华都是做给人看的，内心的快乐无比脆弱，既使是一场喜气逼人的婚礼也不能挽救回来。我回到了梅城，也回到过去，梅城像一口井，把我吸入回令人窒息的内部。我的那些残存于世的日记，那些以为早已消失的信件，也意外地出现在我手边，被一一重头翻阅，它们向我展示过去的某一部分，触目惊心地真实着，又恍若隔了前生往世。前生往世的男女，原是没想过这种被人回望被人窥探的情节。

　　我注意到谈话记录，中间有几页被撕掉，线缝处还有未撕干净的纸屑，那残留的纸屑像几片丢失了秘密之眼的钥匙。它令所有交谈索然无味，也令人心生怅惘。我不想重现这些树叶儿一般繁密而平淡，思维如琴键一般跳跃的交谈句子，这也许是我唯一可独享的传奇。无意识之中，我抓起梳妆台上的笔，在其中一页写下：上天给了我一份意外的礼物，可我已经再也看不到那个留下礼物的人。

　　这样的句子真令人感到绝望，我的青春年华，是怎样一个顾影自怜者的病态青春。

　　盒子里的十封信，第一封信写自1994年4月23日，最后一封是1995年5月底。每封信开头，称收信人为沛沛，落款梅红或者大写的M。整整一年时间，恰好是我初次离开梅城在南方工厂里的那段日子。

　　苏铭独自一人承受着我漫无边际的愁绪郁结，真难以置信，一个人的心灵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细腻的呻吟，即便现在的我看来，也不堪重负。或者，我以为我们之间，有太多相似，因此，我把他当成了自己，而他是否曾把我当作一面镜子，从镜子里又看到了些什么？

　　两性之间的相互吸引，并非有关爱情，有时候仅因为同样的情绪，或者陷入同样的困境。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注定我和他一样沉默抑郁，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像两只同时掉落水中的蚂蚁，突然发现对方就是那根救命的稻草，而实际上，我们俩人都未曾看清楚，我们只是两只处境相似的蚂蚁。

　　梅家大院的夜晚有点闷湿，我站起来，打开所有的窗户，然后站在窗口吸了支烟，深蓝色的烟雾钻过纱窗，立即与夜气融为一体。楼下堂屋和厨房里还有灯光，间或飘来一两句说话声，忙碌的人依然兴致勃勃地忙碌着，并不来打扰我这个远归的人。我细细倾听了片刻，仍回到床上，随意翻了翻一同带回来的《独白下的传统》。没想到里面的卡片还在，很任意地夹在书页里。卡片上写有苏铭继父的名字，我才知道原来他继父并不叫李元洛，而是叫李宗维。我对他继父名字的印象，最初也就来自于这张夹在书中的小卡片。

　　《独白下的传统》是我高中时期读过的，体裁和内容都很独特的闲书，读的时候觉得新鲜有趣，现在已完全不记得写的是什么，只记住了书的作者，那个叫李敖的家伙，居然敢开篇写“五百年来，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李敖、李敖、李敖”。苏铭对他极为祟拜，所以他特意拿了他继父的书来送给我读，而不愿把它借给其他任何人看一眼。记得与苏铭谈起李敖的狂妄、倨傲和天马行空时，还将他与《射雕英雄传》里的老顽童周伯通和桃花岛主黄药师做过一番比较。

　　年少无知的青春，可炫耀的东西实在不多。我与苏铭谈论李敖时，多多少少都获得了一种虚荣心的满足，仿佛就是那个人让我们与众不同，可以高人一筹。

　　很多年以后，同样一个李敖，在复旦大学进行过一场演讲。当时因为一位同行的邀请，我也去凑了一回热闹。那个意气风发的“天下第一”，已经是位70岁的台湾老人，虽然眼睛里依然还保留着孤傲狷狂的气质，但年华已去。演讲厅座无虚席，无法进入会场的学生在楼外不停地喊着“敖哥，敖哥”，那种场景不由得令我想起十几年前，那时，我和苏铭远比那些楼外的学生们还要年轻。后来又读了胡茵梦写与李敖之间的故事，才知道，越才华横溢的人，越刁钻古怪，性格里潜伏着越多世人无法理解的癖好，即使一段普通的感情也会被弄得风波迭起，支离破碎。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