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舞(13)_龚芳

十三

　　黄春绿：来自网络的男人

　　我上了一辆自称老班的男人开的车，向环线奔去。老班一身休闲打扮，彬彬有礼，我们在同样短的时间里马上认出对方，我穿一件蓝底条纹布旗袍。老班脸上堆满笑，微微勾着背，有跟我握手的意思。我伸出左手，我的右手肘弯里挂着一个手袋，右手指甲盖上的指甲油是出门前才涂上去的。老班的右手准确而仓皇地抓住我的手背，接着另一只手也仓皇地参与进来，一双手握成一个潮湿柔软的荚穴，我的手像荚穴里无意间裹出的一支果茎，猛然间那荚壳爆裂了，我的手弹落回来。我们友好地相互微笑，然后我上了他的车，后座车门是打开的。

　　跟男人握手，总让我联想到某种性的暗示，所以我总是很专注不看那些手，而看对方的脸，笑得更真诚，心里暗暗解嘲，多可笑的滑稽剧！我跟两种男人握过手，一种是从政的，另一种是商人，玩艺术的人一般都不握手，他们认为握手是一种过于庸俗的举止，这两种人都与我的工作直接相关，握手没有实际意义，机械化的动作，生硬冰冷，每一次握手都不可避免地，让我加深对于“距离”和“黑色幽默”这两个词的感受。其实在我看来，中国人的气质，既不适合握手，也不适合拥抱，老祖宗的打拱作揖道个万福倒是真正地贴切可亲。

　　比较之下，老班一本正经伸过来的手显得多么可笑，我马上想起他的身份，到底是个商人。我和老班的初次约会，一举手一投足不也是有意无意间的作戏！

　　老班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我发现他中指上套着一枚结婚戒指。他转过头来问我想去哪里？我说随你，你是老上海。他说，要不去中山路，那里有几家很高档的餐厅，可以用餐，还可以喝茶聊天看风景。亏他倒想得这样周全。

　　黑色轿车慢慢往后倒，又缓缓地滑入车道，我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的人和树。我说你和我想象中的还是有点不同。他马上摆出兴趣盎然洗耳恭听的样子，呵，是吗，不同在哪？我听到他手机响起来，于是，扭头看着窗外，听他无处可逃的声音：——在路上。正开车呢——嗯。嗯。——晚上。不行啊，约了朋友……他的声音变得奇怪地温柔，甚至有点缠绵，正是我手机里数分钟前还响起过的迷人嗓音。

　　他接完电话，侧了侧身子，抱歉的口吻，对不起，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没关系。只是一种感觉，具体也说不上来。我又说，放点音乐吧。老班说好。

　　车向中山路平稳穿行，旋转，高架桥远远地退奔地平线。女歌手的声音在车内呻吟，空洞的诉说，空洞的伤痛，空洞的庸懒和歌词里莫明其妙的意象，无疑是我一直喜欢的女歌手，一个勇敢率性的女人，早期的风格写实，走情感路线，后期风格变得诡异迷离，音乐里堆砌着极端的个人感受而愈加受人追捧。我认为一个人走入极端之后，很容易迷失，她很难再超越她自己。刚出道时她叫另一个名字，她的本名，后来改了一个很媚俗的艺名，风格也大变，前后期的形象造型也判若两人，几乎令人怀疑是她自己刻意创造的一次重生。我第一次听到她的歌时，竟然莫名其妙地伤感。

　　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南方城市里做过兼职的英式斯洛克台球室招待员。招待员的工作在晚饭之后开始，白天我是一家酒店办公室的美工，负责各种宣传海报的制作和参与宣传策划，那是一份比较琐碎并不复杂的工作，所以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吃晚饭，然后步行二十分钟，六点钟之前赶到桌球室。

　　台球室位于一栋不起眼的民居底层，生意比较清淡，客人多来自附近的年轻居民，在我工作的时间段内（六点至九点半）从未超过两桌客人。老板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大大咧咧，眼皮总是浮肿着，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偏爱涂着深色的眼影，喜欢也着眼看人，特别是男人，配上那对沉重的黑眼圈，倒平空添了点女人的哀怨之美。

　　我对台球运动没什么兴趣，清理好台面，招呼完客人的酒水，我退回到吧台后面。低垂的锥形灯罩，将雪白的灯光投射到墨绿色台面上，客人们围着那圈光线进进出出，打完一局叫我，我便拿着三角框过去，把球一一从网眼球袋里拣出来，22个五颜六色的球，瞬间在台面上砌成一个漂亮的三角形。

　　我在吧台后面看书或者写信的时候，老板娘正与男人们打情骂俏。她总是稳稳地坐在收银台那些酒水中间，或者懒懒地一只深肤色的胖手肘撑在玻璃柜台上，手背托着腮帮，也斜着眼看身边的男人。她从不干涉我做自己的私事，也不关心那些与桌球无关的我的事情，她付给我每个月的薪水也是极其微薄的，不过她知道我并不在意这一点。所以我能够悠然自得地给徐一鸣写信，随手在空白的酒水单上，写完后顺手夹进书页里面当书签。在我身边，低垂于球台之上的圆椎形灯罩把球台笼罩在雪亮的光下，拖着长柄球杆的客人绕着桌沿走来走去，球与球相遇时发出清楚的撞击声，还有老板娘胸脯颤抖着的轻佻笑声时时传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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