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13)_薛燕平

十三

　　杨小宁不哼一声，这让老二有点发慌，他附在一个叫迟方平的知青耳朵上嘀咕了几句，然后出去了。迟方平弯腰搀杨小宁，软的面条似的，哪扶的起来，迟方平害怕了，大声喊杨小宁的名字，旁边几个知青七手八脚的帮迟方平，想把杨小宁放到床上去，只听杨小宁长出一口气，睁开眼朝周围看了看，问：那孙子哪儿去了。这时候院子里有人喊：谁伤着了。众人赶忙答应，门帘撩开，是大队赤脚医生李桂兰，右肩上挎个画着白十字的棕色药箱，脚上是一双白塑料底儿黑灯芯绒面儿的方口布鞋，干净，难以想象她是怎么走路的。李桂兰一眼就看见坐在地上血乎拉擦的杨小宁，她十分麻利地打开药箱，拿出棉球、酒精和碘酒，抬头吩咐惊慌甫定的迟方平：弄盆温乎水来。然后转头问杨小宁能不能自己到床上去，杨小宁晃晃脑袋，皱皱眉头，起身走到自己的床边，然后像慢镜头似的，躺下去。温水端来了，先用纱布蘸着水擦脸上的血迹，一擦，血又涌出来，又擦，反复四、五次，血流的止不住，李桂兰弄了一大团药棉塞在杨小宁的鼻孔里，然后看看周围，对着那帮神情木然的知青说：我弄不了，送县医院吧。正说着，大队书记高凤友进来了，后边跟着孙国庆。高凤友问咋样，要不要紧。李桂兰重复了一句刚说过的话，高凤友朝床上看了一眼，只见杨小宁双眼紧闭，脸色煞白，鼻子里塞了一大团药棉，已经被血浸透了。高凤友见血腿就软，他转过脸对李桂兰说：赶快送吧，把喇叭打开，找“手扶”（手扶式拖拉机）。一会儿工夫，高音喇叭响起来了：大队拖拉机手赵宝印注意了，大队拖拉机手赵宝印注意了，听到广播后开着“手扶”，马上来知青点报到，马上来知青点报到，不要耽搁不要耽搁！声音一波一波的，滚着往外走，广播一遍，等于广播了三四遍。过了大约一袋烟的工夫，外边响起拖拉机引擎的“嘟嘟”声，拖拉机手大喊：咋回事啊！吃饭都不让人吃消停了！高凤友站在屋当中回一声：啰嗦啥啊，显你会说话啊！

　　李桂兰、孙国庆，知青这边是迟方平跟了去，到县医院已经是半夜十一点了，整个医院竟然黑咕隆咚的，只有医院大门的门框上亮着一盏孤灯。赵宝印不让拖拉机熄火，想把里边的人吵醒，可“嘟嘟”了五分钟，也没人理这茬儿，孙国庆只好喊起来：有看病的！大夫在哪儿啊！喊了七八声，才见一个窗户的灯亮了，又过了五分钟，一个穿白大褂的男的，拉开医院大门，冲着这边喊：你们吵吵什么吵吵什么，半夜三更的。孙国庆说：这不是医院吗，怎么不能吵吵。白大褂来气了：医院就能吵吵啦，谁告你医院能吵吵的。孙国庆说：真少见你这样的大夫，医院怎么不能吵吵，医院应该啥时候来啥时候热热闹闹的。白大褂说:你以为来这赶集啊，热热闹闹的。李桂兰拦住他们道：病人还在拖拉机上呢，你们回家逗嘴吧。白大褂说：看看，把正事耽误了吧。说完急忙朝医院里跑，边跑边说：我去喊大夫。嘿！合着他不是大夫。从村里到县医院，杨小宁一直玉体横陈，死活都不睁眼了。他知道自己这次挨打的真正原因，是吴蔷。所以他一点都不觉着委屈，也不觉的丢面子，虽然皮肉吃苦，但心里坦然。话说回来，男人为女人挨打，或打人，古今中外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方式不同罢了，外国人喜欢为女人决斗，要不就打仗，一打十年。中国人比较理智，加上传统观念，兄弟如手足，女人是衣服，穿哪件，脱哪件，全凭男人的喜好。在手扶拖拉机上颠登了一个多小时，杨小宁的思路突然清晰了，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啊，毛主席的话：事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好事可以变坏事，同样的，坏事也可以变好事。索性，以养伤为理由，回北京温习功课，一呢，考大学的把握更大，二呢，能见吴蔷。一箭双雕啊。李桂兰和孙国庆的声音，都喊杨小宁的名字，他们认为杨小宁闭着眼睛一句话没有，准是休克了。杨小宁微微“哼”了一声，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想必是大夫：一看就是打架，知青打架。接着“噌”一下，塞在鼻孔里的棉花被抽出去了，杨小宁顿时觉得舒畅了许多。然后就是一股浓烈的酒精味，杨小宁感觉脸上一阵冰凉，想必是用酒精为他清理创口。一会儿，女大夫说:不用缝了，口子没多大，回家养几天就好了。杨小宁心想，养几天哪成啊，赶忙把眼睛睁开一道缝，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自己头晕，根本不敢睁眼，恐怕是……他不好意思接着朝下说，哪有病人给自己下诊断的。女大夫真是善解人意，接了杨小宁的茬儿：莫非脑震荡了。迟方平本来胆小，这大半夜，仨魂吓掉了两个半，这时候才慢慢缓过神儿来，想起刚才老二殴打杨小宁的一幕，不由得不为杨小宁说话：肯定脑震荡了，杨小宁的头撞在地上，声音特大，不脑震荡才怪啊。

　　揣着县医院开的一个月假条，杨小宁去大队部请假。管知青和计划生育的大队副书记张宏明，正在大队部里跟一个女社员吵架，说是吵架，一听就知道张宏明是在做计划生育工作。张宏明蹲在一张木条凳上，抱着膀子抽着卷烟，笑眯眯地看着女社员。像大部分北京郊区妇女一样，这女人黧黑健壮，头发像一团干草，眼睛细小而贼亮，眼珠不停地转动，让你明显感觉到她的狡猾。她离张宏明很近，一伸手就能触摸到他，此刻她正挥舞着结实的手臂，冲着张宏明那张微笑的脸，虚张声势地喊着：你这丫头养的张宏明！老娘就是不结扎，你能把俺咋样？你能把俺捆去？你敢吗你敢吗你敢吗！张宏明还是笑，不说什么，在木条凳上捻灭烟头，又从军绿色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小袋烟末，几张卷烟纸，然后慢悠悠地卷着烟，最后伸出舌头舔卷烟纸的时候，杨小宁看见张宏明那红得透明的舌头上，布满了细小的血管。直到喷吐出一口浓重的烟雾，张宏明才开口说话，他的声音细弱，有点童音，再加上那张笑脸，给人的印象是：这不是个厉害的男人，至少他跟力量无关。其实这是一种错觉，连一分钟都持续不了，张宏明对那女人道：你今天个就俩地方，一个县医院，去结扎；一个就这儿，别想回家，不信试试，还管不了你这娘们儿了！女人不说什么了，在一旁喘着气，看的出来，这娘们儿已经瘪了。杨小宁插空把县医院的证明递给张宏明，在张宏明看医院证明的时候，杨小宁在一旁半闭着眼，手拄着头，做头昏状。张宏明抽第二口烟，把烟雾吐在手里拿着的医院证明上，笑着说：甭说我也知道你的心思，回去好好温习功课吧，考上大学请我吃顿马坊肉饼。说完，把证明揣上衣兜里了。杨小宁谢了张宏明，转身朝大队部外边走，连那女人粗重的喘气声都听不到了，他不知道他们要僵持多久，反正那不关自己的事，想着赶快回知青点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好回城。

　　杨小宁于1977年的11月15号又回到了北京，距离中国那次举世闻名的高考不到一个月。车快到大山子的时候出了点意外，前边一辆“解放”和一辆130卡车刮上了，130卡车碎了一个前车灯，司机从驾驶室里蹦出来，这是个精猴似的小个儿，穿一件军绿色的大棉袄，脚上是一双崭新的崇奉呢面尖口布鞋，他显然很在意自己的鞋，走路的时候捡干松的地方下脚，怕鞋脏。杨小宁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看着精猴一蹦一跳的朝大“解放”奔过去，以为要发生一场恶战呢，不成想，从大“解放”里下来一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红领章红帽徽把一张脸映得红高粱似的，解放军战士先朝着精猴敬个军礼，精猴愣了一下，然后就踏踏实实地站着跟解放军战士说话，没两分钟就谈妥了，杨小宁看见解放军战士从军上衣右边兜里掏出钱包，数出三张来，估计是三块钱，然后又冲着精猴敬礼，精猴不由自主地也把手往上一伸，还个礼。事情解决前后不到五分钟的工夫。

　　到东直门终点站，杨小宁轻松地从车上跳下来，除了后背的伤处还有点痛，全身只有舒服的感觉，他甚至觉得，如果没那点疼，也就没了舒服，这是老二给他的，对老二也就充满了感激之情。杨小宁想起早上自己拿着行李走出知青点，老二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分明是后悔，老二明白自己就这么着成全了杨小宁，而那正是自己不愿意的事，可晚了，已经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了。而老二目光里的凶残，却是要至杨小宁死地的，只是没了机会，在后来的许多时候，杨小宁想找回老二的这种凶残，压根儿没了。杨小宁走出好几米了，老二突然说：这次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回去啊，你真能考上是怎么的。杨小宁略微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在东直门汽车终点站，杨小宁像条鱼似的在人群里穿行，寒冷的空气进到肺里时，他打了个喷嚏，莫名其妙的，竟有些兴奋，他能感觉到北京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他是北京的一个细胞，深藏在北京的肌体里，最直接感受这城市的痛苦和欢乐，而杨小宁的兴奋正是来自北京的变化。杨小宁发现了地上的花生壳儿！文革以来，花生一直限量供应，只有逢年过节，北京人才能吃上半斤花生，还是带壳儿的。非年非节的，竟然有人吃花生！他用脚踩那些花生壳儿，尽管四周人生嘈杂，花生壳儿轻微的爆裂声依然清晰地进入了耳膜，杨小宁笑着、踩着，心轻得像是要飞起来，他想好了，把行李往家里一放就去找吴蔷，一分钟都不耽搁。

　　从十二条站下了6路无轨电车，迎面就是“段执政”大院的东墙，履着墙边儿走五十米，右一转，就看见了那对著名的大石狮子，要不原来这儿怎么叫铁狮子胡同呢，改张自忠路是抗战胜利以后的事儿。此刻正是中午饭的时候，窄窄的马路上车辆行人稀少，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孩子在座位上不停地东张西望，又不抓紧他妈的衣服，看见的人都觉得悬乎，但又没法提醒，孩子妈骑的太快，明显赶着回家吃午饭，只好目送着娘俩渐渐远去。“段执政”大门足有七八米宽，两扇都打开，能过两辆卡车。略微了解点历史的人走到这儿，都会不由自主地看看门口的地面，心里想着：当年“三一八惨案”就这儿发生啊。离大门六十米是主楼，整个是深灰色的砖码的，拱形的窗户，暗绿色的窗棂，溜尖的楼顶，包括绕着楼的木栏杆，哪哪儿都写着历史似的，让人心里觉着沉甸甸的。现在，这儿被人民大学辟为自己的书报资料中心，进进出出的都是知识分子。杨小宁家住红一楼，在主楼的西北方向，刚拐过弯儿，迎面碰上也是同班同学一个叫朱西成的女生，她的打扮十分引人注目：上身一件翠蓝的中式襻扣开祺儿罩衫，蓝得耀眼，说的上扎眼，七十年代人的衣装是一片灰蓝，站一块分不出个儿来。下身儿的装扮更离谱儿，别人都是一水儿不合身的裤子，朱西成却明目张胆地穿了一条灰底黑格儿的薄呢没膝长裙。什么呢子呢，究竟是女士呢、海军呢，还是粗毛呢，说不准。不过一看，就是有年头的东西，家底儿。脚上没什么稀奇，常见的一双黑灯芯绒无眼儿鞋。说是同学，瞅着比杨小宁大了几岁，朱西成先打招呼，一笑，露出一口又白又齐的牙，让人立码想起一堆好词儿，干净、有教养……杨小宁对她十分客气，客气里边就带着生分，一提她爸，没法儿不让人生分，朱西成的爸是人大的教授，五七年第一个被打成右派，全国最后一个翻案，世纪末的事，那是后话儿。顶着“右派”的高帽，能给家里带来的只有不幸，老婆是大学数学教师，有个右派丈夫，教课甭想了，闲散在家，久而久之，神经兮兮的。朱西成的俩姐一哥，都得过市物理竞赛一等奖，没用，大学的门进不去。大姐喝了两回敌敌畏，没死成。朱家的事，大院里都知道，谁也不提起，讳莫如深的，是段难了的公案。朱西成的命运一样不好，有两年的时间，愣没学校敢让她上学，功课是落不下的，有妈呢。终于进了学校，朱西成反倒不习惯，回家跟妈说：不想上学，老师讲的没意思。妈说一定要上，万一考大学呢，回头连个高中文凭都没有。朱西成叫着劲说：跟大姐他们似的，考上也不让上。妈说：你小小年纪，还老眼光看事儿，学过化学的，化学反应总知道吧，万一哪个元素碰上哪个元素，生成一种都没见过的，事不就解决了。朱西成没插队，中学毕业进了毛巾厂当工人，整天用铁刷子给毛巾叨毛，没断了读书，一开口就与众不同，透着比同龄人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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