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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和吴蔷没走几步,碰上了王大玲,跟他们也是同学,大玲父亲早死了,母亲改嫁到香港,大玲跟姥姥过,所以没去插队,到一家街道办的服装厂当了工人。大玲推一辆半新的二六飞鸽女车正要骑上去,姿态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鸟,一眼看见了老二和吴蔷,就把翅子收了,一张黑而俏丽的脸上现出极其灿烂的笑容。她跟他们搭讪,问是不是放农闲假了,还是回来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大玲的目光犹疑不定,像是水上漂着的东西,她看见了老二背着的三个包,就问哪个是吴蔷的,老二就把其中两个放在大玲的车上,大玲送吴蔷,老二背着自己的包成心放慢了脚步好让俩女孩跟自己拉开距离。老二知道大玲喜欢自己,对得了,那是铁板钉钉儿的事,因为大玲是说一不二的女孩儿,象胡同里的灰色,变不了了。吴蔷不同,是个迷,这种女孩儿不能用颜色形容,她是胡同里的光和影,随着四季而变化,谁也不懂她心里真正想什么,她就是水里的月亮,风里的铃声,只能看和听,用手感觉,没戏。可人是天生的贱骨头,越是弄不懂的东西越想弄懂,无法感觉的偏要哭着喊着去感觉,这话说的是老二,是老二对于吴蔷那份心思。直到吴蔷和大玲走进了吴家的院门,老二才跨进自己家院子。

  黄土坑儿胡同是南北向的,从北一路数过去仨公共厕所。原来北京的四合院里,院院都有厕所,定时有掏粪工人来掏,背着一米高的大粪桶,粪桶是木制的,用铁箍箍结实,桶旁边挎一个长把儿大粪勺。大粪车一来,胡同里的小孩儿就喊:掏大粪的来啦!然后就夸张地捂着鼻子跑。那时候有一个掏大粪工人叫时传祥,因为敬业,掏大粪出了名,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一句话成了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应了那句话,行行出状元。大人们用时传祥教育孩子:看看,什么干好了都有出息。孩子们都听话,不少孩子暗下决心,长大当一名大粪工。掏大粪的也有脾气,这院里人话语间要是透出些微鄙视的意思,掏粪的时候,就成心往院子里拉拉屎汤,让这院人臭上一天。文革期间,院子里的厕所被当成“四旧”全拆了,一水儿改成公共的了,用的是北京旧城墙的砖,古朴厚实,外地人来北京,见了公共厕所都感叹:北京连茅厕都那么有文化。九十年代中期有一阵子政府鼓励市民献城砖,想恢复旧城墙,街道居委会也呼吁了几声,就有人站在胡同当中喊了一声:你让我立时三刻哪拉哪尿去!居委会的人就哑巴了。老二的家离第一个厕所不远,院门朝东,进了院门迎面一个影背,影背上依稀有字,没人琢磨上边写的是什么。院子不大,只有三间北房和三间南房,东面是十号院就是大玲家院子西屋的后山墙,墙根儿有一棵水桶粗的桑树,每年五、六月份,桑葚熟了,落一地,不小心踩上,把整个院子都染成紫的了,老二奶奶就说,瞧瞧,改染坊了。北屋廊檐下是一棵小水桶粗细的石榴树,果木不成材,树干离地一尺便分成了两股,亲姐妹似的依偎、纠缠在一起。这六间房对于老二家来说太宽敞了,因为全家只有老二、老二的弟弟建平还有老二的奶奶一共三口人。老二的父母文革前就去了香港,因为老二的爷爷在那边有点产业。那时老二五、六岁,弟弟建平才两岁。文革一开始,就有人骂老二:你爸你妈是香港特务,你也是小特务,你奶奶是老特务!老二原封不动扔回去:你爸你妈才是香港特务,你丫是小特务,你爷你奶都他妈的是老特务!奶奶踮着小脚儿一趟一趟跑居委会,反复说老二的爸妈都死了,居委会主任姓杨,长的胖,胡同里人叫她杨胖子。杨胖子审问老二奶奶,那口气就像从来不认识似的:那你们怎么生活。老二奶奶的眼泪刷就下来了,然后用一种极其悲凉和微弱的声音诉说生活无着,怎么变卖家当,养活两个孩子。杨胖子似信非信地看着老二奶奶。文革的高潮渐渐过去以后,到了七十年代,老二才知道奶奶一直在说谎,奶奶不说谎他们家的日子就没法过,其实奶奶并没有变卖什么家当,确切地说,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奶奶的父亲当年在北京是开轿子铺的,攒下的那俩钱早让老二的二舅爷,就是奶奶的二弟倒腾得精光。家里倒是有不少旧家具,可老二奶奶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能值什么钱。老二的父母辗转托人带过来一些钱,交给他们在北京的朋友,朋友再交给朋友,最后由一位朋友家的女佣送到老二家。老二见过那女佣,穿的很干净,脸上也很光洁,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大家气派,当老二对奶奶说起那女佣时,老二奶奶撇嘴,说老二没见过什么叫气派。老二奶奶的爷爷是在旗的,皇亲国戚,奶奶的二爷爷在南边开盐行。二爷爷每次上京,绫罗绸缎不用说了,香稻米带来多少担,累趴下多少挑夫啊。老二烦奶奶的那种表情,松弛的眼皮包着一双闪着贼光的眼珠。老二对奶奶那近乎京剧道白的叙述熟悉而厌倦,若干年后,北京的市场上充斥着不同产地的香稻米时,老二不厌其烦地打趣奶奶:这是你二爷爷运过来的吧。

  奶奶听见院门哐啷响了一声,她正撅着屁股,在那棵长了多年的桑树下收拾破烂儿,说是收拾,其实就是把那些东西挪个地方,比方现在老二奶奶把破木头废铁从西墙根摆放到东墙根,然后像怕它们逃跑似的用一根粗铁丝牢牢捆住;倒腾破烂儿,这几乎是居住在北京胡同里人的一种习惯和嗜好,业余时间除了站在胡同里闲聊天,蹲在墙跟儿下象棋,再就是倒腾破烂儿。那些东西早就被沙尘覆盖,确切说,是浸泡,统统肮脏的说不出颜色,用一句北京话说:脏了吧叽。破木头、烂铁、废弃的小孩儿车轱辘、铁环(六七十年代北京胡同里孩子自制玩具)、烘尿布的烘篓(北京人用来放在煤炉上烘干婴儿尿布的工具,铁丝制成),被人抚摸无数遍,嘴里还叨咕着:破家值万贯。一旁要是有人,比如串门的邻居,或是看热闹的小孩儿,倒腾破烂儿的人还会悉数那些破烂的历史:这车是我家小三子用过的,这铁环是大蓬子玩的……倒腾破烂儿的目的并不是卖,即便卖也是极少数量,一般都是些不带感情色彩的东西,比如一团铁丝、一截儿烂烟筒什么的。大部分破烂儿被清扫后重新码放好,它们只有一种功用,就是帮着人们记忆过去,破烂是北京人无法丢弃的日子。院门响的时候老二奶奶刚把破烂捆好,正满意地拍手上的尘土,见老二走进来,就龇着牙笑,一边将手上残留的尘土擦在衣襟上,一边说:想着就该回来了,大秋完了嘛,再说要考大学了,昨天还来信,问你和建平考大学的事,让你写封信说说你俩怎么打算的。老二一边听奶奶唠叨,一边朝自己住的犄角那间南房走,心里说,没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有打算也跟你们没关系。老二见那棵桑树勒着一道粗铁丝,奶奶搭衣服使的,就说:早说让您把铁丝往别地儿栓,您就是不听,这棵树早晚让您勒死。奶奶说,小子!甭跟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先回你屋歇着。

  老二打开门,屋子里一股霉味,打量四周,虽缺了人气儿,屋子倒收拾得干净利落,彩色条纹的床单一个褶儿都没有,床头柜、写字台、五斗橱,还有靠东墙立着的大衣柜,一望而知都是有年头的旧货。当年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差点让人当“四旧”抄走,奶奶坐在院门口哭天抢地不让抄家的进院子,还下死劲扯着那个领头的裤腿儿不放。倒不是她知道这些旧货以后会值钱,那都是她当年的陪嫁,当家的死得早,无数难眠之夜,就靠这些旧东西陪着,久而久之,东西有了人的神气儿,是老二奶奶给它们的,反过来,也支撑着老二奶奶,烦闷的时候,摸着它们,说上几句心里话。老二不喜欢屋子里的旧东西,除了那股子难闻的味,对他,它们永远是陌生的,物件跟动物似的,只能有一个主人,既然是奶奶的,就不能是家里别人的;尽管老二比它们后到这个家,照样混不熟。他多次提出换新家具,奶奶让他甭想,让他死了这条心,然后就是一通咬牙切齿的唠叨,说老二和建平是有人下没人养的玩意儿,整天就知道算计她的东西,当初就不应该养活,该掐死他们。然后就跑到厨房里把那些锅碗瓢盆弄得叮咣乱响。老二琢磨着自己挣工资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家具换了,然后娶吴蔷,就在自己这间小屋里,哪儿也不去。想到吴蔷,老二的心里就觉得暖和极了,他觉得吴蔷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儿,换句话说,这世界上他只要吴蔷,剩下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恢复高考的事让老二有些心神不宁,心里骂:还恢复哪门子高考呢,就那么混吧。看着别人高兴成那样,自己可不痛快了。这次回城,老二不象以往,一回来就往胡同里跑,找他那些狐朋狗友瞎侃,猫自己屋里发愣,坐在窗跟前那把老式木椅上胡思乱想。奶奶的影子映在挂了窗帘的门上,乱糟糟的头发像个鸟窝似的晃来晃去,问老二中午想吃什么,榨酱面?打卤面?还是烙饼摊鸡蛋。这些都是老二奶奶自己喜欢吃的,老二喜欢吃米饭炒菜,肉片炒茄子,韭菜炒鸡蛋,扁豆炒肉丝,西葫芦炒肉片。老二不言语,不言语就是不喜欢,老二奶奶坚持问,坚持的意思就是让老二在她说的那些吃食里挑一种。问得急了,老二就说什么都不想吃,奶奶让步,去闷米饭摘豆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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