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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接下来的一户是梅少忠。他本是村中的孤儿,五岁时父母在一场洪灾中失踪了,麻三叔把他安顿在祠堂的边厢房里,靠全村东一餐西一顿地接济着过日子,自小吃的便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衲,少忠倒也争气,十三岁就独垦了外河滩的一块狼不扎窝的荒洼地。那天冬天,他带着被铁锹柄磨得血肉模糊的双手去见麻三叔,七姑一把搂住他,眼圈一酸就哭开了。梅红那年刚四岁,见母亲号啕起来也跟着哭。第二年少忠收的麦子,盖过了村里的许多户,大家都说这娃真出息,又都说他心硬,那么苦也没逼下一颗泪瓣子。麻三叔又作主,将村东头梅朱氏16岁的侄女许配给他做了堂客,惊蜇日那天在祠堂下的聘礼,一村人东凑砖头西凑瓢地帮他建了两间草屋,从此,算是立了门户。

  我跨进门时,少忠媳妇正给不足半岁的娃子喂奶,垂着半边硕大的奶子也不避生,倒是少忠嫌她晦,咬着耳朵半天哄她进了里屋。她一边避一边嘟囔:公驴,公驴。

  谈到搬村的事,少忠的一番见解真让我哭笑不得。他说:“我命苦,不识字,但规划图我可是瞅细致了。那新房看着倒是眼馋,搁电视接电话的小处儿都算计周全了,当时老觉着不对滋味。回心一琢磨,坏了,储粮食的地方一点也没留,你说咱一家一年余粮一两万斤呢,这可是命根子啊,这是哪个龟孙子设计的呢?难道麦子敞着烂掉不成。最要命地一点还是我媳妇瞅出来的,你说这连体楼,左右各一家,一层水泥板墙是共用的,到底算谁的呢?这磨擦还能免得了!假如他堵气拆了这堵墙,我岂不是悬空了?闹起来咋收拾呢!”

  按我的推测,少忠并非没动过搬迁的心眼儿,否则他不会将新镇规划瞅得那么透。我安慰他说,我住城里三十多年了,也没撞上他操心的那茬子稀罕事。他说,要是吵急了谁讲得准哟,我要是在城市住一楼,与二楼的户较上死理了,难保我不拆一层让他垮掉。我目瞪口呆地瞅着他。少忠洋洋得意地咂着厚嘴唇。像底层的楼板舔着二层的楼板。

  把娃哄睡了的少忠媳妇也出来了。说:大兄弟,我知道你是来讨个准话的,我们也不能让你犯难。我家少忠一切都听麻三叔使唤,麻三叔说搬,我们就绝不耍那个孬。说实在的,搬家对我们是再简单不过的差事了,把家掏空了就不值几个铜板,往筐子里一丢就拎走了。但麻三叔要是不搬,大兄弟你就白费口水了,我们这两根苦藤藤是死是活就缠在麻三叔这棵老脖子树上了。

  跨进梅子孝家时,已快子夜时分了,可第一眼我的倦意就被惊跑了大半。后来许多人告诉我,子孝是瘫子村所有房屋的设计者和风水师,其实那天一见他,我就犯了怵。79岁的梅子孝除了奇长的眉毛是纯白的以外,头发、耳窝和手丫间的毛发却全是黑的,这种黑有着与他的年龄不相匹配的光泽,在蜡光下也分明能察觉到这一点反常。一副传说中的仙风道骨模样。据说,梅子孝的父亲本是瘫子村的大地主,外河滩九千多亩地全是他的私产,1942年的一场豪赌让他输了个精光。梅子孝至今仍珍存着当年旺族公子那种落魄的奢劲,比如,在靠着粪桶农俱的旧书柜上,还摆放着不少线装古书,虽然不常读,但书上的灰尘倒是时时拂试。再比如,他干农活时总不忘戴个白纱的破手套。因早年教过私塾,村里人都管他叫梅先生,梅红就是跟他读的《三字经》和《离骚》。梅红说,子孝叔有一种怪怪的威严,他没事时常守在村口,堵截放学的娃,教他们念叽哩呱啦的古文。娃们怕念,又不敢不念,许多人都躲着他,绕别的田埂回家。梅红说,因为子孝叔的怪,村里祠堂倒是年龄小几岁的我爹主事儿。只有在祭神拜祖弄不清老规矩时,才有人去找子孝叔。

  坐在他的对面,我的心里打鼓,脚底发痒。我心里盘算道,这个完全不能算个农民的怪老头会不会让我手足无措、丑相百出呢。

  果然我没逃过梅子孝那一夜的滔滔口舌。不过,从他用一个青花缠枝图案的旧杯子给我沏茶的那一刻,我的心倒静了下来。我一下子把自已短暂丢失了的身份拽了回来,我想起了我是姜斯年教授的学生,听梅子孝侃侃,或许还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机缘呢。梅子孝,也许已是瘫子村唯一有闲心品茶的人了。多年来,我一直刻意回避与别人长时间的交谈,我喜欢一个人枯坐,悠哉游哉地独自把内心的暗斑、霉点之类,统统扒出来看看,再藏回心里去。我愿意和别人保持着一种浅尝辄止的交往。我喜欢穿浅底的布鞋。我找不到一双因合脚才会舒坦、因成双才有意义的布鞋。我能因为走新路就换新鞋么?我能为每一条路准备一双鞋么?或者,当路难行,鞋就一定累脚。我想,我最怵的就是梅子孝这种人吧。

  偏偏梅子孝舌根子下的这场洪水,从一个我绝料不到的地方决口了。他异常和蔼地说:我给你相个面吧,从你一跨入门槛,我就喜欢上了你的敦厚君子相,适宜过官府的生计呀。他说:“我习惯以相取人,肿眼泡配吊角眉的男人、高额骨配水蛇腰的男人,我是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的”。谢天谢地,我没生就这样一副尊容。

  我说,小时母亲请一个瞎子给我算过命。在我们家乡叫“称命”,意思是称一称你的命有多重,瞎子说我顶多只能做个县府的幕僚,呵呵,弄得母亲对我一下子没有了奢望。

  梅子孝说:“嗨,尽瞎说,做幕僚?你可不是那种奴才的命哦”。

  我说:“你这话可说错时节了,现在啥时节,哪儿还剩下什么奴才命呢?再苦的农户,不管地肥地瘠,好歹能做自已那一亩三分薄地的主吧。”

  梅子孝说:“奴才没了奴性在呀。说句最难听的话,算来算去,奴性最重的还就算你们公门中的人。自古农民苦,可奴性并不重啊,尤其是咱淮河湾一带的农民,历史上起义造反的属这一块的多,战端祸事连天遍野地烧,奴性重的人还敢造反?”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吮个嘴就一口一口地呷了起来。我以姜斯年教授有限的谈话伎俩,顺势牵引着话题说,封建时代的造反也好,敲着“凤阳花鼓”讨饭也好,还不都是让饥饿给逼的,照理说,避灾逃难是人的天性啊,为何咱瘫子村的百姓就不愿从洪水窝里后撤个七百米,上岸过个安乐日子呢。

  梅子孝斜个眼梢,并不急着接我的话,只问:“你瞅到了瘫子村房屋的特殊之处了吗?”

  我说我眼拙,看不太清爽。其实,这是瞎说。我踏入瘫子村的第一眼,就察觉到了全村构建的不同凡响:在密植的柳树圈的第一道屏障之后,村中所有房屋都是背西面东,朝向西北洪水上游的后墙,都是清一色的拱弧形,且不开一个门窗。听说这样的墙体是由黏性极强的黄泥筑成,一般有三尺多厚,黄泥中掺进了一些糯米和煤渣,垒墙时用重碾慢慢夯实,往往一堵墙要夯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凤阳县时,曾目睹过淮河的汉子夯墙,一排精壮的劳力并列站着,两人抬一个碾子,一下一下缓缓地夯着,口中还唤着低沉又齐整的号子。妇女们坐在太阳底下扎堆儿纳鞋底,不时咬耳朵说些大荤大腥的玩笑话,有时嘻笑得滚作了一团。但夯墙的汉子们却仿佛丝毫不受侵扰,兀自有节奏地夯着,仿佛在行一个虔诚的仪式。在这般夯起的墙外,村子四面还筑着一条矮而厚实的土堤,一米多高,环村一周,据称是为了减缓洪水底层潜流对屋基的冲击。

  想起了姜斯年教授对瘫子村选址的一些疑问,我便问梅子孝:“这沿淮一带重风水,究竟什么是风水呢?”

  他沉吟半晌,反问道:“你说一个人的小脚趾,跟他的脊梁骨子有什么关系吗?”

  我奇怪地说道:“老爷子,你啥意思?这哪儿扯得上边呢?”。梅子孝却异常认真地说:“在风水先生的法眼里,这些旁人看来不沾边的事儿,那些死的和活的、阳界的和阴界的,却是一个活的整体呀。有些东西我是照葫芦画瓢地按祖上传下的规矩做,比如每次建新屋时都要朝河中撒盐,为啥这样做呢,我也不懂”。

  他又叹口气道:“也是我们这些后人不争气,许多奥术失传了,比如占星术,测灾是最灵的,可惜已完全毁了”。

  梅子孝说:“咱瘫子村根本不怕急涨急消的洪水,只怕耐子性子慢涨慢退的潮水,耗上两个月全村,就泡毁了,说句狂话,自1964年我主持建房以来,瘫子村虽然断过几条胳膊几条腿,但没丢过一条命啊。这灾那灾,说透了,人要是找不到抗灾的法子才是真灾呀。跟天斗跟地斗,跟灾斗,是我梅子孝这辈子最大的快乐。要没了灾,我梅子孝快八十岁了还活得这么硬朗?我要这样对农民说,他们肯定骂我是疯子傻子,但跟你说,你能听懂。”

  我说:“子孝叔,你可千万别瞎抬举我哦。瘫子村这钵子酱,我真的是没品出啥味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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