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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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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啦?” “灯坏了。” “没事的。这灯有点神经质,常莫明其妙地坏,等一会儿又会自个儿亮了,像闹鬼似的。到这个角落来看书的人都怪兮兮的,连灯都犯了病。”说着,她扑刺一下就笑了。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接不上话茬。以后的无数次回忆一进行到这里,就被狠狠地卡断了,除了深深的难堪的沉默,我记不起那一刻内心活动的任何痕迹了。可能的情形是这样的:两人奇怪地对视了不知多久,我撑不住了。我昏头昏脑地抱着几本书回到桌边,没料她抬脚也就紧跟了过来。 一种可能。“尽瞅这些破书做啥?”她斜靠在桌上问道。第二种可能。“你遗精么?”她直截了当地问。第三种可能。“该死的纳兰性若还是范思哲?镶边宝蓝旗袍还是七分裤?生还是死?我踮起脚尖,旋给你看?”总之,我的脑子被弄坏了,哪一种可能都只能是假设的,而且全然不合逻辑。 难道她会这么问么?我在犹疑的推测中询问自已,我焦燥地掀翻茶杯,揪住自已在遗忘中杀出了几根白丝的头发。“是啊,她会这么问吗?就算她这么问过吧。”我摊在桌上的几本书,多年来恐怕只有那些图书馆中的蜘蛛们读过,书与书之间的蛛网上密布着尸体干瘪的死蚊子。 我并不回她的话。也不知那一刻从哪里涌出的邪胆,我猛地用手指,一根手指,仿佛是中指,按到她高耸的胸尖问道,这写的是什么。隐约是“省图”的两个字已被磨洗得缺了大部分笔划。果是寡廉鲜耻,歪着小三角扁脑子的腹蛇不懂人世的规范。哪还游什么?不如跳窗逃走算了。我心中腾腾的烈焰烧破了脸皮。她却并不躲避,反将胸向前稍挺了挺,嘴角浮出一丝古怪的笑容说,你猜呢。我的脑子轰地一声就爆了,右手顺势张开就抓住了她胸前的衣边,将她拉倒在我的腿上。紧接着的一些细节又被我的记忆无情地疏漏掉了。后来,是怎样移身到密集的高大书架间做爱的?开始时两人说了些啥?无论如何这中间应该有些必须衔接的步骤。如果少了这些步骤,我绝对不配做以严谨著称的姜斯年教授的学生。任何一个敢在考据学中逗留的人,记忆力都可能是惊人的,他们能把乱成麻堆似的互不沾边的数据,或怪异的人名地名,清晰地刻在脑子里,比如我吧,我能随手列出个1578年明朝万历皇帝大婚至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间,这个国家历史事件的清单,但有时却突然想不起睡在枕边的妻子的名字。这真是件伤神的事儿。记得第二年的冬春之交,我心血来潮,磨着她,想请她复述一下她那一晚我们之间的对话。 她吃惊地问:“那么多的废话,让我怎么复述呢?从哪讲起?” 我抓抓头皮说:“我脑子都掏空了,记得的却只是那么寥寥几句啊。” 她娇嗔地用手捅着我的额头,说:“混蛋的东西,几句话就能让我上钩吗?你那一晚滔滔不绝,从黄河夺淮入海讲到亚马逊,从考据癖讲到夹竹桃。猪窠子。卢浮宫。七月底的内裤,里子乱七八糟。别人听了,彻头彻尾地是个疯子啦。可不知为啥,那些话就让我着迷透了。我还记住了你念的博尔赫斯的那句诗:我一直在心底暗暗地设想,天堂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唉,你没听说过雄辩和权力都能让女人产生性欲吗?”我说:“我不知道”。 史学的重任就是这样重构着往昔的图景:省图的那些书架是一直砌到屋顶横梁的,我清晰地记得标着“1957年制造”的书架质地坚硬,看上去特别的沉。喜玛拉雅的密林。写着咒语的斧子。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呆子。那时的人们还舍得用柞木、楝木甚至楠木等上佳好材制作书架,真是多亏了他们,我们拼命的折腾也只是弄得灰尘簌簌地往下掉。她把一条腿架在了书架的第二格上?或许是第三格吧。她呼呼地喘着粗气。半透明、浓腥气、黏乎乎。真叫人崩溃!你不是说那里散出檀香味、兰麝之气吗?嗨嗨,一个下贱胚子掏蛋鬼!我阻止了她撕扯衣服的迷乱冲动,按我的心态,绷断了第二粒扭扣但仍被紧紧包裹着的肉体,是最动人的。正如被一厘米地皮覆盖着的沸腾火山,有一种欲掩弥彰的生命力。一种被压抑的封建主义的欲望之香,闷罐香,更能刺激像我这一类的男人。为什么要把比那一厘米地皮更薄的衣服撕掉呢?老实说吧,我从来就不喜欢赤裸裸的东西,尤其是赤裸裸的女人身体。她的臀骨很宽,我家乡一带的汉子都巴望娶这样厚臀股骨、会下崽的女人,据说这样臀骨的女子除了产子顺溜外,挑担子负重往往也是把好手。我的手指深深抠进她臀部柔软无比的肉中,像泄恨一样,按我的经验,那青紫的指印要几个月才能褪净。当她像一滩泥般被我抱住时,我一抬腿,咔嚓一声有什么碎了。是她的摔在地上的眼镜。 “那天是腊月初八,老家人都讲,跟穿白鞋子的男人来往,消灾呢。沿淮一带腊八日结婚的人特别多,圩埂上一溜子的白鞋。”后来她说。我已经记不得当天我是否穿的白鞋。我有白鞋子么?白鞋?像让姜斯年教授犯病的夹竹桃花的那种白色?但有一个场景我是至死也不会遗忘的,她衣衫凌乱地斜靠在图书馆深处的旧木椅上,吐出一个烟圈,幽幽地说,这是命吧,你在书在搜着硖石乡瘫子村的故事,而我,正是瘫子村出来的女人。 后来,我去过这个叫梅红的女人家中多次。当我的手指狠按门铃,听到那刺耳的蜂鸣声时,我感觉到这场戏剧性交往的确确实实。她的丈夫是个沉默寡言的电信公司施线工,有时我们并肩立在窗口,看见远处电线密如蛛网的街道上,她丈夫骨瘦如柴的身子梯子上爬上爬下,我多少有些内疚。而她对这一切,却是一笑而过。她说:“我像我爹梅麻三,活脱脱的像。我们什么也不在乎。万一哪件事在乎了,非得弄疯了你。瘫子村的女人,要是性子拖泥带水,早让洪水卷了,哪能活到今天?”裹在铁一样的秘密生活中,真操她娘地过瘾。说什么呢,又粗又黑又俗,一张纸都射不透!还瞎嚷嚷呢。青春就是盲动和谎言。青春是一种疾病。 在她柜子上放着结婚照片的底垫下,我看见一块侧立着的点着暗红朱漆的青砖。是红漆还是被风干的血?照片上用毛笔写着蔡琴的一截歌词:“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王 清 举 “乡亲们,屁股朝前挪一挪,扎堆儿挤一挤!风太猛啊。”现任硖石乡乡长王清举正拿着一个扩音喇叭喊话。有幸的是,我刚到达瘫子村就赶上了村民的这场大集会。 大堤上红旗猎猎,两根竹竿挑起一条“滩子村后移建镇动员大会”的横幅。在三月萧条的景物中,鲜红的横幅异常醒目。横幅下的长桌正中,立着身材挺拔、腰间略显臃肿的硖石乡乡长王清举。王清举长得很有气势,只是脖子显得过短,肥壮的下巴仿佛是嵌在了硬梆梆的双肩上。这一点,跟我后来结识的腊八有惊人的相似。多年来,我无端端地对那些脖颈过短的人存着不信任,姜斯年教授曾斥责我这点怪癖有损一个学人的冷峻理性。王清举站在那里,拿眼光威严地扫视黑压压地席地而坐的村民。有时,他也含着微笑向我示意,有了姜斯年教授致县政府的一封信,和梅红写给她儿时同学王清举的便笺,我受到了礼遇。我被按排在离主席台最近的位置,旁听着这场被王清举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场集会”。 因为逆着风,王清举的嗓子透着一股子用力过度后的嘶哑。在春寒寥峭的河滩上,他的这种嘶哑——――我怎么听,都仿佛夹杂着一种刻意煽情的味道。在省城时,多次听梅红说过,演说,是王清举深藏着的一个杀手锏。他不放过除聋子集会之外的所有场合。靠得这招,做了官、博得了好名声、娶到了老县长的独生闺女。上学时,他就因隔三差五地抖落他的煽动性演说,受到过校方的多次训诫,有时,为了追求他所谓“磁性”嗓音的嘶哑,他不惜掏钱请同学们一道上馆子喝烈酒、吃川菜。你有种就再涮一锅?川肠子真恶心,夹着粪气呢。怕啥?操!将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僧璨的诗。这也确是件得失参半的事,嗓子受了罪,倒真惹得一些女孩子哭着闹着迷上了他的声音。我在大学读书时,也曾听过一些学生领袖气拔河山的演讲,现在想想那些内容未免有点幼稚可笑,按眼下的说法,“作秀”味儿太重了,但当年我是对他们仰慕不已的啊。久违了,王清举同学的嘶哑!虚伪?不。虚伪是一种绝症。虚伪更是一种文化。席地坐在村民堆里,我看着已长得脑满肠肥的王清举仍蹩出了我似曾熟悉的嗓音和作派,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亲切。 王乡长说:“我的父老弟兄们,我今天这颗心啊,已激动得卡到嗓子眼啦,你们听得出吧!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呀,因为今天————”。我感觉到了他的幼稚,我认为他面对的是农民,他必须用泥土的思维去完成他的演讲。而今天,我终于承认了自已的幼稚:农民总是被他们所完全不懂的东西、完全脱节的方式所征服。 他停顿了一会儿,猛地抓住了这一小段让空气都凝住了的沉默后,猛地喊道:“因为今天千年沧桑的淮河治灾史揭开了彻底崭新的一页!请乡亲们回头瞧瞧,咱瘫子村正巧位于河外滩的洪水走廊上,你们靠血靠汗攒下的一点点财产,一点点积蓄,洪灾一到就冲个精光!请问世间什么样的野兽最凶、什么样的强盗最黑呀?照我讲,这洪水就是牙最尖的猛兽,心最黑的强盗啊乡亲们!乡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紧巴得不行,但就是在这财政揭不开锅的困难状况下,我们仍然挤出了一点钱。这钱也是能攥出水来的啊。我们以这笔钱支持你们搬迁建镇,你们只要从河滩上向后撤七百米,就是这七百米!上了堤,你们就能过上你们渴望已久的精彩生活!去年省上的公报讲了,瘫子村如今是千里淮河最后一个没通电的村子了。我看了脸发烧,这是一种耻辱哇乡亲们!你们只要撤上堤了,一切就变了,就会有电,就会有电视,就会从广播里听到拉魂腔,就会从电视里听见辣妹子宋祖英唱歌,就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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